在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语言观基础上，托洛茨基对于未来派诸同人所做的语言实验，给予了有限度的认可和承认。他在下述一段话里这样写道：“毫无疑问的是，语言的存在和发展，本身会不断地创造新词和抛弃旧词。但总的说来，语言在做这一切时是非常谨慎的，有分寸的，在非如此不可时才这样做。每一新的伟大时代都给语言以推动。它凭一时热劲吸收大量的新词，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再进行重新登记，剔除一切多余的、异己的东西。”也许，在语言进化和发展的意义上，我们更应该信赖的是群体标准，而非个人的创造？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托洛茨基才有限度地肯定未来派诸同人的语言学实验，“具有一定的语文学价值”，但它们却是诗学，而不是诗，它们“处于诗歌的范围之外”。对于俄国未来派代表人物克鲁乔内赫的“无意义语”理论，托洛茨基也持相似的观点，即认为它们是诗学，而不是诗。这种实验可以推动诗学研究的进展，但却很难说它们是什么值得密切关注的诗歌现象。[78]
以未来为取向使得未来派的语言学方案也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这种乌托邦也像某种象征派理念一样，全面渗透到当时艺术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去。未来派在有关未来的构想方面带有演绎的特点，即一切从特定的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为实际服务、解决实际问题。未来派的乌托邦理念最具体体现在他们那种让生活艺术化的企图——这实际上是俄国象征派的余波。艺术固然不单纯是对现实的反映即镜子，但它也不纯然是创造性的变形即锤子。艺术乃是这两种功能的结合和综合。目前来说，把艺术当作资产阶级传统而反对打倒，就意味着不要艺术。艺术并未被无产阶级所掌握。无产阶级要学习艺术，就必须学习传统。因为无产阶级需要艺术这一工具。托洛茨基指出：“谁也不向新文学要求那镜子般的冷漠。改造生活的愿望愈深地渗透进新文学，新文学就能愈有表现力地和愈生动地‘描写’生活。”[79]也就是说，在对未来派的评论中，托洛茨基实际上也批驳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等极左派的文化虚无主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