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俄国未来主义的众多评论中，托洛茨基的评论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文学史的实际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未来派某些代表人物坚持他们的东方转向和东方取向，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俄国未来派的确是和欧洲同时发生的一个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展开的现象。这里，托洛茨基依据阶级属性对所评论现象进行定位的习惯仍然不改，他认为俄国未来派属于资产阶级（确切地说是小资产阶级）范畴。未来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文化内部进行浪漫主义造反的放浪派。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事实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统率着我们对于俄国未来派的认识。在俄国，未来派产生于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象征派之后，所以，“为争得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它比它前面的几个流派进行了更尖锐、更坚决、主要是更喧闹的斗争，这也是与它积极的世界观一致的。”[73]而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未来主义还处在一个受迫害小组的年龄上。由此而产生了使未来主义投向生活新主人一方的推动力；而且不尊重旧的规范、富于变动性等未来主义世界观的主要成分，也极大地减轻了它接触和亲近革命的困难”[74]。托洛茨基这些论断的确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的确，俄国未来主义和俄国革命是十分协调的，这和其他另外两个流派多少有些不同。革命后未来派成为新的条件下的“列夫派”并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努力之下，成为为革命呼喊鼓噪的激进的左派艺术的代表，就是一个不容辩驳的证明。
如果说奥波亚兹最容易为人所诟病的，是他们的“旗帜颜色”的说法的话，那么，未来派的“软肋”则是他们那臭名昭著的“耳光”说和“把……从现代轮船上丢下”的说法。和一般人们的见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未来主义号召与过去决裂、抛弃普希金、取消传统等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针对旧的文学阶层、针对知识分子封闭的小圈子的”。这也就是说，未来派所针对的，主要是他们在文学领域里的前辈。按照托洛茨基的见解，传统显然具有两重性，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托洛茨基心目中，一切不符合革命人民利益的艺术，就是不好的传统，而反之则是好的传统。但一般地说，托洛茨基认为未来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生活在传统中，说真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再是革命者”[75]。当然事实上俄国未来派并不是不要传统，而是不要特定的传统。事实上和奥波亚兹的“旗帜颜色”说一样，未来派的“抛弃传统”说也是一种为了提高其市场价值而故意做作的夸张说法。实际上，当今人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俄国未来派非但不是文化传统的背弃者，反而是一些更加边缘传统的继承者，只不过这种继承不是遵循一条直线，而是遵循一条曲线，即所谓“隔代遗传”：子辈不是直接向父辈学习，而是从叔父辈传承衣钵。这也就是奥波亚兹所发明的“什克洛夫斯基-特尼亚诺夫定律”。[76]按照当今研究的结果显示：俄国未来派取法的前辈，是俄国18世纪的古典主义和民间版画传统、东方神秘主义和原始主义等思想元素。
直到今天，俄国未来派的艺术哲学仍是人们研究不够的领域。一方面由于它的复杂——它一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另一种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对于其中许多代表人物如赫列勃尼科夫和克鲁乔内赫的语文诗学（“无意义语”学说）还不能说已经很了解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俄国未来派和俄国一切文化现象一样，也带有深刻的双重性，即它是语言诗学和恶劣的胡闹的混合体。当克鲁乔内赫声称他所谓的“дыр，бул，щыл”超过普希金所有的诗歌时，我们只能像托洛茨基一样付之一笑而已。托洛茨基的反应已足够含蓄：“这只能候诸异日了。”[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