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认为：尽管形式主义者尽量摆脱哲学上的先入之见，但在他们的实践背后，并非没有一个确定的哲学观念体系作前提或基础。而这前提或基础就是唯心主义或新康德主义。其典型特征是将观念形态的构造物当作独立自足的实体本身，并且他们抓住的不是“发展的动态过程，而是发展的横断面”[103]。但是，实际情形可能并非人们一眼所能看到的那样。我们可以说俄国形式主义并非没有哲学穿透力，只不过这种哲学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给予描述这种哲学的尝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已。
托洛茨基的这一论断同样很准确。俄国形式主义的确如他所说，是一个注重“横断面”甚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流派。嗣后，从这一流派中分化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等重视共时态研究的学派，便丝毫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注重“历史主义”却是俄国文化贯穿始终的特点，无论是19世纪的学院派还是20世纪的符号学，都以重视历史主义而见重于国际学术界。由于俄国形式主义自称要摒弃一切来自哲学的成见和偏见，因此，我们只能承认他们在方法论上受到来自国外某些哲学思潮的影响，但却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所追求的多元本体论的基本构架。既然如此，那么，谈论他们究竟是新实证主义还是新康德主义特色更突出，似乎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有益于后者的，嗣后其代表人物大多走上了自觉地把两个流派结合起来的大路就是证明。这被称为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turn）。[104]当马克思主义尚未被教条化时，被批判的形式主义者还被允许答辩和反批评。二者之间的对话还是双声道的，有反馈的。在《出版与革命》文集中，除了讨伐形式主义的文章外，还有艾亨鲍姆为形式主义方法进行辩解的文章——《论形式主义方法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希望以某种方式成为比实证主义更甚的实证主义。他们不喜欢实证主义对于历史事实和环境的过分迷恋显然是因为他们想要比实证主义更具有学术性，却把科学的严格性单纯加之于孤零零的文学身上。科学的不可颠扑性是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共同追求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托洛茨基的评论虽然也难免带有一定的庸俗气息，但却也距离目标不远。换句话说，俄国形式主义乃是“现代性的典型儿子”。“它像实证主义本身一样注重技术，明确缜密，谨小慎微，讲究科学性，但也像它一样冷漠超然。”[105]
但形势的发展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越来越不利，与此同时，代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参与大部分论战的托洛茨基、卢纳察尔斯基，相继退出政坛，对苏联政局失去了以前曾经拥有的影响力。1929年，卢纳察尔斯基被免职，1933年死于赴任路上。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次年再次流徙国外，从此再也不曾回过故国，1940年被刺杀于墨西哥。
但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托洛茨基、卢纳察尔斯基都没有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人类跨入21世纪，他们以及他们伟岸的身影，开始重新出现在思想文化的原野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并未与过去同时消失，而是还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1] VictorErlich：RussianFormalism：HistoryDoctrine，Fourthedition，TheHague，Paris，NewYork：MoutonPublisher，1980，p.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