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举例子表明语言外情境如何对话语交际的内在形式发生着影响。话语是不可能以任何自足的方式予以理解的。话语永远与参与者共享，但却与未能说出的社会期望和价值观有关。使用语调交际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这些价值，而沃洛希诺夫的分析表明话语有两个指向。话语一方面把作者和听众在其共享的价值观中联系起来，同时又对所说的一切表示一种评价的态度。因此而为这一交际事件中的第三位参加者开辟了一个潜在的空间，而这也就实际上是话语的“主角”。只有社会学方法能够揭示此类社会关系对于内在形式的决定性影响。社会学方法被用来分析具有特殊审美意味的“社会脚本”，其目的是表明作者、读者和主人公的内在关系同样也对作品的内在形式和风格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话语行为中这3个参加者应当被看作话语事件本身的一个内在结构，而非话语事件以外的真实生活中的真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处于话语外现实生活的社会力量与话语形式发生关系的边缘地带。
显然，这和前面所述的梅德韦杰夫的“内外交融说”可谓如响斯应，切中肯綮。
梅德韦杰夫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于所研究的意识形态创作特殊性的统一的社会学方法的标准，以便这个方法真正能够贯彻于意识形态结构的一切细节和精微之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应当不是在“具体学科之外”来指导它们，而是要积极介入具体学科的研究中去。梅德韦杰夫们还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把哲学世界观“同艺术、科学、道德、宗教等特殊现象的历史研究的全部具体性加以综合”，而且，“对于这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具有坚实的基础”。[18]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具体学科之外实施其指导，而是要渗入学科内部（由外而内）；另一方面，具体学科也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学科内部，而要对从外部决定学科走向的因素加以关注（由内而外）。前者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要求，后者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希望。奥西普·勃里克[19]通过把一句套话颠倒的办法强调指出形式主义的用处：“‘奥波亚兹’将不会带着‘无产阶级精神’和‘共产主义意识’，而是以其对现代诗歌创作手法的明晰知识来帮助无产阶级进行创作。”[20]
在一种广阔的社会学框架中发展诗歌形式和手法的类型学，以此来对“敌人”展开攻击这一意愿，体现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奥波亚兹所实施的迄今最为广泛、最具有学术意味的批评论著中，即帕·尼·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21]
这部重要论著的副标题本身“社会学诗学批判导论”就已表明其对问题的建设性态度。和福赫斯特一样，梅德韦杰夫深知试图“确定特定诗歌风格和特定经济方式之间的一致性”[22]，而不首先阐明“诗歌风格”概念及其同族同源的文学范畴，并无多大意义。
梅德韦杰夫的工作究竟是否成功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起步于这样一个正确的前提，即文学是一种suigeneris（特殊的）社会现象，但他却未能在这一定义的两个成分之间找到一个可以工作的平衡点。他显然没有能够解决对文学“社会”问题的关切——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相关性——与此同样，合法地处理对文艺特殊性质的关切之间的表面矛盾。梅德韦杰夫的社会学诗学意图似乎受到了他害怕偏离正道而滑入其对手的“内在论”谬误的担忧的抑制。每当他试图给诸如韵律、风格和文体这样一些基本的诗学术语下定义时，他往往会突然“撤离”而又重新回到原初关于“所有诗学结构……的彻底的社会学本质”这一主张上来，而这一表述法是如此之泛，以至于几乎等于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