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的焦点在于巴赫金小组或巴赫金学派的“身份”问题，这之所以令人感到困惑，另外一个理论上的原因，是它所持的“立场”。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论述者梅德韦杰夫既批判了俄国形式主义，又对其理论观点的核心作了透辟的分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庸俗社会学学说，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按照厄利希的说法，梅德韦杰夫在此书中的“立场”，是既从“左”的方面捍卫了俄国形式主义立场，又从“右”的方面批判了庸俗社会学。那么，梅德韦杰夫以及巴赫金小组自己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我们可以把巴赫金的立场究竟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只需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梅德韦杰夫-巴赫金“力图”使自己的批判成为（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来，梅德韦杰夫-巴赫金也就把自己同当时甚嚣尘上的庸俗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巴赫金当时不得不“披上的伪装”或“面具”的话，那么，这对巴赫金而言便是一种思想的“流放”，因而我们不宜将其与巴赫金固有的思想等同视之。[12]
在对20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研究巴赫金学派，俄国形式主义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页”，因为巴赫金学派的成果，与“成熟期的”俄国形式主义十分相似。以往人们常说他们二者之间是“相互形成”的，而实情却是：先有俄国形式主义，后有巴赫金。巴赫金学派代表着俄国形式主义的成熟期，巴赫金只是在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被迫“沉默”之后，采用一种伊索式的语言“接着往下说”而已。二者之间不仅有许多思想是共同的，还有更多思想是相互连接的，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对话式的存在方式。国际学术界不乏把巴赫金径直算作是俄国形式主义方向的现象的，如《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作者所写：“……在此之前，社会学方法的介入的需求却产生了这一时期最好的形式主义著作，特别是‘巴赫金学派’的著述成功地结合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预示了形式主义后来的发展。”“……然而，这一学派之所以被人们看作形式主义，是因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13]
例如，试图调和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学派，构成了这3部著作的作者最核心的话语策略。梅德韦杰夫似乎站在社会学诗学的立场上，严正指出：“再重复一下，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地是由外部决定的。而从被外部决定的同时，它又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14]我们看到，这段话俨然就是在针对前此所谓“外在论”和“内在论”二元对立说而发言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被奥波亚兹某些代表人物以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不可融合的内外分立说，在梅德韦杰夫笔下居然“内”则“外”之，“外”则“内”之。作者轻松裕如地在分割两大批评流派的深渊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历来彼此分立的两个世界从此可以交通往来。这是对这两派固有立场的一种超越和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