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大概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当时就连后来被公认为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弗里契[7]，也有关于“社会学诗学”的主张。这大概也是一种把对立双方弥合起来的企图吧！但他所谓“社会学诗学”与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旨趣：“弗里契不仅在理论上认为社会学诗学在风格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特定诗歌风格与特定经济风格合乎规律的相互适应性’，而且，还具体地想要寻找到这种相互适应性，其中包括在长篇小说的各种体裁变体（冒险、哥特式、家族生活、家族心理等……）与社会经济层面现象之间的相互适应性问题。”[8]由此可见，这和同时代那种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当作研究对象的其他流派的做法并无二致。显然，指望由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来统一俄国形式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文学本质问题的看法，根本上就与其他学派截然不同。
就在奥波亚兹开始酝酿“社会学转向”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巴赫金学派也开始着手从事类似的研究和探索。这一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探索到20世纪20年代末，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俄罗斯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使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接近的最佳时机是1929年，而且，实现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遇合的乃是一个直到后来的30年代才开始有其正式名称的思想运动——欧亚主义[9]。对于这种说法笔者深表怀疑。但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结合和接近的最佳范例是出版时署名为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却是我们大抵都能认可的说法。把问世时根本就还没有形迹的一场运动与一本影响广泛的书联系起来是很牵强附会之举，但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确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而且也的确是体现了把俄国形式主义最佳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互融合的成功尝试，这却是各家各派都能同意的观点。但传统上学术界把梅德韦杰夫当作调和二者的最佳人选，但却与后来才出现的欧亚主义无任何瓜葛。
例如加林·蒂哈诺夫指出：“1929年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经过讨论通过欧亚主义运动特别部门的调解从而使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以接近的最佳时机。”而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提出了建设社会学诗学的主张，同时“既与形式主义者对于自足形式的迷恋和弗拉基米尔·弗里契在‘经济方式’和‘诗歌风格’之间粗陋地画等号的做法保持了同等的距离”[1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这种说法，在某些著作中则写作1928年，但不同学者的说法尽管不同，但却指的同一年，即《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出版问世那一年。由此可见，此书在社会学诗学发展历史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1928（或1929）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一年，因为就在那一年，一位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处于形式主义外围的叫梅德韦杰夫的人，出版了他的著作《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但是，此书的作者梅德韦杰夫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虽然也不无批评，但却又不失其公正。他（们）认为，如果把形式主义在1916年到1921年间的出版物当作严肃的科研著作对待，就意味着蔑视历史。[11]翌年，也就是1929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出版。这3部著作的出版使得学术界的形势得以大大地改观。这3部著作（其中主要是除巴赫金自己著作以外的其他两部），体现了一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的有机理论结合贯通的努力和追求。它们都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错误有所针砭，有所纠正，都自觉地贯彻一种社会学方法以救助单纯关注形式的弊病，因而在学术界被认为是文艺学界一次令人醒目的“社会学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