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中，像福赫斯特这样头脑清醒见解深刻的的确并不多见。时隔多年之后，迈克尔·加德纳才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所发生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文本本质的看法不同”。“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本性是一些特殊的风格手法的结构组织问题，而意识形态或社会因素在文本中则只是为了支撑或‘激活’纯技术意义上的形式而存在的。这种对内容的反模仿式的摒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啻为革出教门之举，后者把形式主义者们诅咒为政治可疑的知识分子的纨绔子弟作风（这只不过是因为形式主义者们拒绝从政治和党派立场出发来看待文学批评）而已。”[4]
但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缺乏一种大致统一的看法的20世纪20年代，形势发展的趋势在于认为二者可以趋同甚至应该趋同的见解逐渐占了上风。而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实际上也并非像一般人们所能设想的那样，似乎他们否认现实生活的立场是真实和一贯的。关于这一点，还是维克多·厄利希说得好：
形式主义的对手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形式主义的指责，说他们忽视了社会对文学的影响，这一点只有部分正确性。对什克洛夫斯基经常引用的这样一句名言：“艺术独立于生活”[5]的理解，实在不必过分拘泥于字面。如上文所述[6]，这种既深思熟虑而又不无夸张的主张，目的仅在于提高奥波亚兹“讨价还价的实力”，从而震慑批评界那些庸人。甚至在奥波亚兹的早期阶段它的代表人物们就至少模糊地懂得文学不是在真空中被创造的。
到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形势发展不可逆转地一步步左倾化，尽管在学术论战中奥波亚兹未必落败，但外界的压力总是能令他们经常感觉得到的。他们也开始号召作家响应时代的召唤，跟上时代的步伐，完成“社会定货”，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社会学转向”。
早在1928年“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的特尼亚诺夫去德国柏林治病，不期然而然地与也去柏林访学的罗曼·雅各布逊邂逅相遇。一个是后期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另一个则系统一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另外一个发祥地“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前主席，这两个志同道合者自然是相互倾慕已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两人发现彼此之间有许多共识，并决定以联名发表文章的方式来向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论文学和语言学研究问题》。此文表明，他们此时的立场和先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从前他们固守纯文学的疆域，而现在开始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其他领域打通进行。这等于说他们正式承认文学研究和其他文化领域里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文实际上只是一个提交给世界语言学大会的论文提纲，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此次大会未能如期召开，但此文却以“九大命题”为题在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史上享有很大名气。这一文件表明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在后期已经开始发生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期望中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