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巴赫金学派与文艺学的“第三条道路”
如前所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奥波亚兹的主要成员们并没有“置若罔闻”，而是努力吸取并尽量迎合。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文坛风气已经与早期大不相同了。经由“拉普”的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坛已经渐渐趋于稳定和统一。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文坛各派势力已经被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所取代，与此同时，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声喧哗、多部合唱似的局面，渐渐被独白和独唱所取代。混沌走向整一，喧哗走向静寂。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前奥波亚兹成员们在认真反思之后，也相继开始转变方向。其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固有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很重要的方面。正如迈克·加德纳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正在凯歌行进中的俄国形式主义，曾经发生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turn）。[1]
维克多·厄利希——西方著名的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家，罗曼·雅各布逊的及门弟子——在其名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的前言中指出：“也许我们应当指出一点，即形式主义‘死’得略有些早，而且至少部分原因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形式主义批评家再次陷于沉默不是因为他们思想枯竭了，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持有什么思想都不受欢迎。但是一个批评流派的成就是不能用其寿命来衡量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特定运动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或其被允许存在的时间有多长，而在于它是否有效地充分利用了历史给予它的这一机遇期。”[2]
而奥波亚兹成员们最后堪称悲壮的努力，其实就是在尽量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的结果。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写作的文章和著作，也大都体现了这一意图。他于此期出版的《散文论》（通译名，但实际应译为“小说论”）、《关于小说的小说》等，都表现出想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叙事学结合起来的意向。但不客气地说，二者的结合在什克洛夫斯基笔下并不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犹如两张皮，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艾亨鲍姆在此期写作的《青年托尔斯泰》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入文学语境因素，把传主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从而大大超越了早期那种单纯从文本出发的狭隘视野。特尼亚诺夫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其所著《丘赫里亚》成为苏联儿童文学名著，这似乎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学转向后取得的显著成果。
一个今天的人们常常忽略了的事实是：当时尝试把这两种高度歧异的流派自觉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发的趋势。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相当一部分自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人物的文艺学家断定，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无法相容的。上文所说过的福赫斯特、卢纳察尔斯基以及卡甘等人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但福赫斯特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这一问题上，和绝大多数正统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们相比，却远非那么乐观和满意。他真切地感到研究文学的纯外在论方法不尽恰当。他认识到不能逃避奥波亚兹所提文艺特殊特点的问题，而应尽力响应他们提出的挑战而牢固把握这一严峻的命题。福赫斯特公正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暂时还不能在形式主义者们自己的地盘上来与他们相会，它尚缺乏一套严谨的概念体系，它还没有自己的诗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