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虽然主要是“外在论”的，但同样也未尝不可以走向“内部”，从而成为一种“内外结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处于发展之中，外在论的说法只适合于它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因此只具有阶段性特征。事实上，和俄国形式主义可以走向外部一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可以走向内部。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把这两种高度歧异的文艺学流派统一起来的意向。当时颇有些人对于二者有可能实施联合持乐观态度。什克洛夫斯基便就此写道：“罗辛-戈罗斯曼、维亚切斯拉夫·波隆斯基，萨库林还有另外一个人始终建议我采用综合方法。必须把形式方法与什么东西嫁接起来。他们都说这会生下好孩子的。”[42]1930年以后，什克洛夫斯基被迫转向，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固有理论结合起来的实践。他开始强调理论的实践功能。“如果事实推翻了理论，那对理论更好。理论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上天给我们要我们予以保存的。”[43]当然，这种结合在他那里显得依然像是“两张皮”，而非如巴赫金那样做到了内外交融、天衣无缝。
维克多·厄利希在其享誉西方的名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中，把巴赫金当作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外围的代表人物，并且指出：在整个文坛倒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20年代，巴赫金派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俄国形式主义这样两种不啻势若水火、高度歧异的流派真正结合一体的典型范例。维克多·厄利希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西方世界有关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的作者，厄利希在他这部被誉为文艺学中的“圣经”的专著中，只是从客观的文艺学家的旁观者角度和立场，对俄国形式主义这一在整个20世纪文论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文艺学流派，从理论学说和历史沿革角度，进行了一番系统梳理和整理。关于巴赫金学派的理论建树，我们下文中在适当地方还将讨论。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十分重要，那就是20世纪20、30年代里在苏联文坛占据核心地位，并且最终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其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其实并非没有疑问的。我们在回顾那个年代的文坛时，只知道有多少流派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但究竟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却并非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并未写过论文艺问题的专著，而有的只是有关文艺问题的一些书信和著作中的有关章节。在俄苏语境下，最早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归纳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是普列汉诺夫。这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艺学”的内涵。同时也就是厄利希心目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普列汉诺夫是文艺学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文艺问题论述的权威阐释者。在马列文艺理论发展史上，除了列宁的反映论外，普列汉诺夫对于推动马列文论研究起过重大作用。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体现在他的文艺美学著作中，但令人遗憾的是，受政治因素影响，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社会学思想，并未被直线传承下来。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一些人曲解和片面解读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从而发展出了庸俗社会学说，给苏联文坛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此其一。其二，普列汉诺夫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些说法也成为后人附会的口实。例如，他的下列话便常常成为人们引用的名言：“批评的首要任务在于要把特定文艺作品的思想从艺术语言翻译成为社会学语言，以便找到那能够被称为特定文艺作品的等价物的东西。”[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