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拉普派的批评，艾亨鲍姆的办法是战略上采取守势，战术上予以辩解。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作用，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各门具体学科的科学研究，但却不能代替这些学科本身：指导不等于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论，乃是为一切科学研究确定方向的根本指导方针，但它却无法越俎代庖，代替各门具体学科。例如，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数学研究和工程学研究，但却无法取代几何学、代数学、高等数学和桥梁学等具体学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思维的总的规律，但每门具体学科也自有其具体学科的内部规律。具体学科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所指导，但却不能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艾亨鲍姆指出：“问题不在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而在于建构文学科学的原则，亦即该学科的内容，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建构作为特殊科学的文学的问题。”文学科学是文化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具有其具体问题范围的一门独立而特殊的学科。把其他平行学科对文学的影响绝对化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出于世界观的需要而赋予该学科的一种倾向性，但却与一种学科的科学属性相矛盾。[38]
艾亨鲍姆对于来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批判、抨击的应答和反批评，诚然不乏合理之处，但也同样具有机械论的弊端。他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外在论”的架构，注定无法揭示文艺现象的“内在规律”，据此断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根本无结合之可能，这同样也难以为我们所苟同。他写道：“辩证唯物主义兴许在社会学领域里是极有成效的概念，但由于它那外在论非本质的构架，它对文艺学所能提供的益处极为有限。”[39]
应当说，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还颇有一定市场。以研究特尼亚诺夫的创作为职志的亚·别林科夫[40]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说：“形式主义与学院派文艺学及其他流派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能有个结果的，因为一方面所强调和坚持的是外文艺学现象，而另一方面则只以文学内部现象为对象，而与此同时，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作品或许只能在和产生文学特点的非文学环境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与形式主义进行顽强斗争的社会学最终战胜了形式主义。”[41]
这种把文艺作品的内与外对立起来的观点，今天看来似乎并无多少道理。事实上，在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巴赫金那里，文艺作品的内与外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甚至就连晚期奥波亚兹的其他代表人物，也不会断然将文艺研究的内与外对立起来的。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在适当机会再谈。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形式主义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到一起来。我们知道，形式主义文论究其本源，大率出不了围绕作品本身进行研究的域限，这一研究范围，对于解释文学之作为人类活动之一种的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结合起来，才能有望揭示文学活动全过程的本质规律，才能在内、外统一中，在运动和发展中，揭示文学运动的全过程和本质。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这4个环节缺一不可，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整体构架。而奥波亚兹充其量只是提供了探讨作品本身的构成，距离一种整体、有机、统一的艺术哲学，尚相距甚远。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联姻外，还要吸收其他各个流派的丰富成果，才有可能窥一斑于全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前者是人文学科，是文艺学内部的一个流派；后者是一种历史哲学，它以探讨社会变革机制为旨归；而形式主义则主要从事文学形式及其变革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