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23～1925），以《在岗位上》杂志为主要阵地，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原则。由于拉普派主要通过《在岗位上》杂志来发表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文学主张，因此，文学史上也管他们叫岗位派或“在岗位派”。拉普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和方向，反对形式主义及其他非政治倾向，但其领导人大都以正统和权威自居，对待“同路人”作家及其他派别的作家采取宗派主义粗暴打击和排挤的恶劣态度，根本否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文化价值。岗位派“棍棒”所到之处，甚至连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也难以幸免。俄共（布）中央注意到他们的恶劣作风会给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带来危害，在1925年发表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此后，岗位派内部发生分裂，一些领导人被开除。
第二阶段（1926～1932），岗位派选举了新的理事机构，表示要按照1925年决议的精神和原则进行工作，但事实上他们非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变本加厉。在对待“同路人”作家方面，他们杀气腾腾地提出一个口号，说什么“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从而为他们打击异己，党同伐异，迫害非党员作家制造口实，提供理论根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错误口号，如所谓“活人论”、“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论”等。到20世纪20年代末，拉普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苏联文学发展的严重障碍。有鉴于此，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4月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拉普随即宣告解散。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被拉普等极左分子挂在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拉普口头上常挂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深深浸**了他们的主观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究其实，乃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和马克思本人并无多少干系，正如马克思所一再声明的：他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形式主义（奥波亚兹）者们发现自己面临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严峻挑战，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严酷的两难抉择：即不是认真回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严峻挑战，就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炮火下灭亡。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tobeornottobethat’sthequestion！”这是那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奉行的逻辑是：“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支配这个时代的元语言法则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在这个时代里，人的一切行为和语言几乎都被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了，即使是学术论争，往往也会被涂抹上一层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们无法也没必要列举这个时代某些代表人物，因为那不是一个以专有名词为标志的时代，而是一个以无名氏为标志的时代，弥漫在那个时代空气里的“负氧粒子”是如此之浓密，以至于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语境。
1922年，什克洛夫斯基由于一个流亡国外的前同党分子的迹近“告密”行为而成为契卡通缉的对象，遂使他不得不被迫亡命德国时，奥波亚兹由于他的缺席而暂时失去了一个权威发言人。在此情况下，艾亨鲍姆不得不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出场，充当奥波亚兹发言人，以回应文坛各派代表人物铺天盖地而来的抨击和批判。可以说，在奥波亚兹陷于危机时刻，艾亨鲍姆成为奥波亚兹“挽狂澜于即倒”的中流砥柱。这也许正是他为奥波亚兹所作的最大的理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