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走过了一条从“多元”到“一元”，从“多声”到“独白”，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万花纷谢、一枝独秀”的历史进程。这个年代初团体林立，学派丛生，各个团体或流派的人们，或大声疾呼，或小声嘀咕；或呐喊于稠人广众，一呼百应；或浅吟低唱于沙龙密室，博得同道者们一声喝彩。由于国内外武装势力的入侵因而一时之间没有精力管理文艺问题，致使早期苏联文坛呈现出较为宽松的局面。活动在当时的无以数计的学派和团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如“谢拉皮翁兄弟”这样的“纯艺术”超党派团体；一类是一些以极左为主要特征的带有强烈党派色彩的文学团体，如“山隘”、“锻冶场”、岗位派、在岗位派、拉普派，“无产阶级文化派”等。那时流派几乎多到了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派别的地步。例如所谓“无所谓派”（Ничегоки）便实际只有一个人。文坛持续向左转向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到1928年，就连一向以极左为特征的拉普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也因为“跟不上时代”而被解散。正如加林·蒂哈诺夫所说“到1928年，风气发生了变化：言论自由虽然还有可能，但与马克思主义意见相左的结果也显著加重了”[35]。也是在这“大转变”的一年中，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行，党对文学艺术界的领导逐渐加强。1934年召开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正式通过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唯一方法和原则的决议，从此以后，开始了苏联文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的历史。
关于这些年间的俄国形式主义，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在其关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评传中这样写道：“在文学及文学理论领域的许多人那里，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时期。要求作家们描写工人和国家的工业建设。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团体，例如形式主义者，忽然发现自己在苏维埃机构中的处境已经日益险恶，因为1929年成立了清洗委员会，专门针对卢纳察尔斯基的旧部——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清洗委员会开始抨击所谓‘反动的社会阶层’，说他们已经‘渗透到’卡甘所在的国立美术学院和艺术史研究所。在这样的压力下，形式主义者们于1930年被迫离开了该所。”[36]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文化领域里便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巨大社会和政治压力。众所周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首先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意识形态钳制和思想改造。学校取消神学课而开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课程。这一举措遭到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知识分子的集体抵制。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导致1922年“哲学船”事件的发生：100多名国内知识分子，被武装驱逐出境，并被告知有生之年不得回归国门。对于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个紧要关头，每位知识分子都能切身感受到国内知识界的“低气压”。[37]
当时，奥波亚兹们所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拉普派。拉普派是20年代苏联文坛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俄文缩写的音译。我们通常所说的拉普，既包括1922年12月成立的十月文学小组、1923年以十月为核心成立的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1925年成立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也包括1930年由上述团体联合组成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