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20年代仍然不失为俄国文化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正是“白银时代”的末期，是俄国文化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或文化爆炸时期。各种文化势力高度密集地聚集于旧俄的两大京城，形成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危机已经达到千钧一发之际，旧俄好像一座满装炸药的弹药库，稍有不慎，便会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爆炸。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1917年先是爆发了二月革命，统治俄国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土崩瓦解，成立了由各个党派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紧接着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系列事件的伟大历史意义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过分，但对我们的叙事而言，这一系列伟大事件标志着一个伟大转折开始的契机：如果说，在此之前，文化领域是一片混沌，是一次酝酿中的行将发生的大爆炸的话，那么，十月革命就是这次大爆炸本身，在此之后，从前的无序开始渐渐有序化，从前的混沌开始渐渐整一化，爆炸之后的余波已然成形，此前的无规律正在被此后的有规律所逐渐取代。
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文坛要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才会发生一系列根本性标志性变化：1929年托洛茨基继阿拉木图的流放之后被进而流放国外。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被文坛亲切戏谑地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一个同情俄国现代派的高官、“党内唯美主义者”卢纳察尔斯基，先是被免职，继而猝死于赴任途中。卢纳察尔斯基的被免职和紧接着的突然离世，使俄国形式主义和未来派失去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紧接着，1930年，俄国未来派领军人物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一个轰轰烈烈的“白银时代”的接近终结。拉普批评家正雄踞文坛霸主之位，他们指点江山，不可一世。
总之，在列宁去世和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文坛始终贯穿着向左还是向右的文化斗争。随着“新经济政策”在1929年的宣告结束，文化界“左”倾思潮开始取得支配性地位。历史的天空在此期间幸运地呈现了一个难得出现的“窗口”，使得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高度歧异的文艺学流派，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由的交流。正如蒂哈诺夫所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马克思主义尚未不可逆转地登上教条的宝座，竞争的原则还很起作用。”[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