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什克洛夫斯基在巴赫金生前曾经数次打电话给晚年的巴赫金，希望能见面聊一聊，但都被巴赫金婉拒了。这两个学术界名人终生都在相互对话，但却终究缘铿一面。检索巴赫金本人的论著，似乎始终都对什克洛夫斯基持严厉批判态度，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为人上，这的确很令人费解。巴赫金平生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什克洛夫斯基捎带一笔，或讥嘲，或冷谑，毫不假借。例如，在学生记录的巴赫金讲授俄罗斯文学的讲稿中，在讲到赫列勃尼科夫时，巴赫金也忘不了捎带批一批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说赫列勃尼科夫等未来派的语词创造实验，实际上没有多少文化内涵，而不过是单纯的语词实验而已。巴赫金用不带引号引用原话的手法，其实是反话正说，暗藏机锋；明褒实贬，春秋笔法。[46]巴赫金对由未来派蜕变而来的“列夫派”也颇有微词，对其想要把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另谋新路的做法也不吝辞色。巴赫金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以研究意识形态为职志，而形式主义则研究语言和话语材料。巴赫金说这种思想尽管比集体创作的思想重要一些，但仍不失为天真。他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西方的留裔，只是比西方更畸形更狭隘罢了。“形式主义方法只能囊括艺术作品的形式，而不能对其思想意识方面加以评价。”应当说这是巴赫金终身一贯的思想，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试看他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的说法：
首先，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47]
在巴赫金心目中，什克洛夫斯基无疑就是代表着“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语境”、“把文学与其余文化割裂开来”进行文学研究的恶劣的范本。
这里可以看出，巴赫金抨击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俄国形式主义（实际上是早期奥波亚兹和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把文学和文化语境，和时代割裂开来了，因此注定与作品的真正阐释无缘；另一个是庸俗社会学，他们则是“越过文化因素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讲述的重点在于否定了俄国形式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一个题目可以随便谈论许多有充分根据或者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但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形式分析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两种方法只可能表面上结合在一起。通常先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主题，提出观点；然后从另一种形式主义方法的角度进行形式分析。然而，不能把这两种方法捆绑在一起，获得一个完成的，统一的方法。因此，在这里最好要进行分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谈主题，形式主义谈形式。”[48]
由此可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即在巴赫金学派内部，在如何对待俄国形式主义的问题上，似乎观点和立场略有些差异。要说明这一点，需要首先阐明巴赫金学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其与“他者”发生边界关系的另外一条“边”，是我们势难予以规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