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也就是关于巴赫金的“身份”问题。巴赫金究竟是站在何种立场上，代表谁针对谁发言的——这是我们在研究巴赫金学派时，首先必需搞清楚的话语分析问题。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关巴赫金的“身份”问题，国际学术界仍然聚讼纷纭。由于巴赫金著作呈现的多元性质，导致学术界对于他的归属问题莫衷一是。有人推断巴赫金小组的思想来源于新康德主义；还有人认为是从康德到黑格尔；更有人认为非也：终其一生，巴赫金小组都是以新康德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37]有人说他是俄国形式主义者；[38]也有人说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他是个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还有人称他是解构主义者，更有人称他是“文本间性之父”（TheFatherofintertextuality）……种种名号，不胜枚举。以上各种名号，既都适合他，又都不完全适合他。巴赫金显然大于其中任何一种头衔。在国际学术界，巴赫金给人的形象是一个多面体。诚如罗伯特·斯塔姆所说：“似乎有许多位巴赫金，有革命家巴赫金；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巴赫金；有民粹主义者巴赫金；更有神秘基督教教徒巴赫金。对巴赫金有左翼的解读（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内特、肯·赫希科普（KenHirschkop）），也有自由主义的解读（韦恩·布思、迈克尔·霍奎斯特、卡特琳娜·克拉克、加里·索尔·莫森）。”[39]对巴赫金“身份”的种种疑惑，首先与巴赫金在其著作中使用的“语言的多样性”有关，诚如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形成这些矛盾的一个原因是巴赫金的全部工作都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处在‘一’与‘多’的神秘关系之中。的确，在外在意义上，他发表的文字涉及的领域之广令人震惊，从形而上学到集体农庄的簿记问题，有时还使用假托的名字。还有，他在不同著述中操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语汇：有的属于新康德主义传统，另一些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还有一些则不折不扣是斯大林式的。”[40]
而加利·索尔·莫森和加利尔·埃默森则写道：他（巴赫金）曾被描述为“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言语行为理论家、社会语言学者、自由派、多元论者、神秘论者、活力论者、基督徒、唯物主义者。”《散文学的创造》一书的作者们甚至举茱丽叶·克莉丝蒂娃为例：她早年把巴赫金界定为一个结构主义者（《语词、对话与长篇小说》，1967）；后来又将其界定为“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论者［《诗学的毁灭》（TheRuinofaPoetics）］，总之，其所呈现的法国式的巴赫金，与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截然不同。[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