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理论显现出从后现代主义向文化研究的过渡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曾受到巴赫金的极大影响。王宁指出：文化研究有诸多理论资源，除了西方人心目中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就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他的言谈和话语行为，这正是巴赫金理论之核心，同时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讨论对巴赫金引证最多的地方。”“近二十多年来，几乎介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争鸣的所有主要西方学者，例如米歇尔·福柯、尤根·哈贝马斯、茨威坦·托多罗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伊哈布·哈桑、霍米·巴巴、特理·伊格尔顿等，都不同程度地从巴赫金的著述中发现了新的启示，因而一股‘巴赫金热’又在西方学术界兴起，而且至今仍方兴未艾。”巴赫金以其将文学以外的文化因素引入文学分析的内外交融法、其理论的张力（即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统一）、跨越科际和多种学科的对话主义理论，以及他那不属于任何流派却又可以与任何流派进行对话的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可以预见未来的理论天才”和“当代文化批评的前驱和主将”。[35]
继西方之后，在俄罗斯本土，也很快就掀起了巴赫金“热”。
在遍及东西方的巴赫金热中，一个连带而来的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醒目了。由于巴赫金思想广阔涉猎宏博，以至横跨多个学科，连接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因而导致了对其定位的困难。而之所以发生“定位”困难问题，关键在于巴赫金的“身份”问题难以解决，它渐渐成了国际巴赫金学里的显要问题。《面对面：巴赫金在俄国与西方》一书的编者在导论部分，为我们巴赫金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问题，它们像“天问”一般始终横亘在我们脑际心头：
总括而言，这些论文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我们是否把巴赫金当作一个历史批评家对待，抑或我们是否需要历史地看待他？我们是否把他看作一位文艺复兴式的批评家还是一个现代派时代的批评家？还有就是我们是否历史主义地对待他的著作，将其放在俄国从变革时代到专制主义国家转型的时代加以考察？我们究竟是否是把他放在一种形而上学传统中加以考察的，在这一传统中，他所选择的各个文学时代里的研究个案并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将把他放在怎样的传统中去考察呢？是把他和笛卡儿、和康德、和海德格尔，抑或与德里达并列起来呢？此外还有，巴赫金的所有著作是否能够构成对于“纯”哲学的一种批判，如果是的话，那么对他的实用主义又该作何解释呢？巴赫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又有何关联呢？此外还有一个与此稍稍有所不同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又是如何对待巴赫金的呢？对话理论是否真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种论战和反驳呢？基督教哲学和神学究竟能否帮助我们认识巴赫金对于“他者”的定义，以及他对个人“应答性”的着重强调呢？[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