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在苏联声誉鹊起始于20世纪中叶。那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解冻”时期（Оттепель，1953～1962）：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反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启动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浪潮。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以及爱伦堡的《解冻》犹如“报春的燕子”，报道了文艺界“春天”的来临。“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生存”——在一时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解冻”持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虽然不免有些滞后之感。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符号学派和巴赫金的巨大声望都是“解冻”思潮的产物。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科学院世界文学所里，几位年轻的文艺理论家——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鲍恰罗夫、格奥尔基·德米特里耶维奇·加切夫、瓦吉姆·瓦列里扬诺维奇·科日诺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尔宾——一起联名给身在萨兰斯克的一位“隐士”，郑重地忐忑不安地发了一封信。原来，他们在该所的仓库里，偶然发现一部旧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们本以为该书的作者早已不在人世了，也是一次偶然，他们得知此书作者仍在人世，只不过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之地。这就是他们何以会联名发信的原因。翌年6月，此信的4个署名者中，有3个人动身会见这个“活的传奇”和“活的经典”。恐怕连他们自己当时都未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会在多大程度上震撼这个世界。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番举动，一个生不逢时、险些被埋没终生的天才的作家和思想家，才拂掉历史的尘埃，熠熠闪光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此事后来竟然成为轰动20世纪的一次重大事件和文化功勋。这几位学者自己也不曾意识到：他们居然赠送给俄国一位哲学家，一位决定着20世纪自由思想发展之康庄大道的思想家。
毋庸讳言，巴赫金的声誉首先是在西方被炒热的。按照俄国文艺学家的说法，在苏俄，对巴赫金曾经有过“3次发现”，但每次都是先在西方热，而后苏联和俄国才予以响应。正如卡里尔·埃默森所说：
的确，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关于巴赫金的大部头著作都出现在俄国境外。许多研究专著和传记都是在苏联国外，而非在国内出版。从1980年在加拿大举办的第一届巴赫金学会例会一直到后来历届在西方和中欧举办的世界性巴赫金例会（意大利、以色列、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都没有苏联代表参加。如上文所述，巴赫金故国令人尴尬的缺席只是在1991年夏季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巴赫金研讨会才得到弥补。1975年这位大师去世后掀起的巴赫金热（internationalboomofBakhtin）没有苏联学者参与，这对苏联学术界不能说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尴尬的事。[29]
显然，巴赫金热在苏联的滞后与苏联停滞时期意识形态的封闭、思想钳制的严厉等不无关系。形势的发展使得公众视野里出现了两个巴赫金：“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当今的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巴赫金，一个是本来的那个在俄罗斯-苏联土生土长的巴赫金，另一个则是被西方发现并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被建构出来的‘巴赫金’。”[30]巴赫金成为东西方各国学术界共同顶礼膜拜的新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