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形式主义和未来主义同出一源，彼此之间交融无间，但托洛茨基还是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加以论述。也许，是因为未来派的政治立场比奥波亚兹们更鲜明？托洛茨基最反感的，是形式主义那种鼓吹艺术独立性的“貌似”中立的立场。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在此之前，就已经进入托洛茨基的精神视野里了。在对“谢拉皮翁兄弟”的批评中，托洛茨基指出该派的最大毛病是“无原则性”：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一种内在要求，想摆脱革命，保障其创作自由不受革命的社会要求的干扰”。[54]在托洛茨基看来，在国内战争分外紧张、人民生活尚存在很多困难的时代里，鼓吹艺术的独立性就等于拒绝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这不啻是大逆不道。所以，尽管“未来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自觉的艺术，形式主义学派则是艺术的第一个学术派别”，但后者的艺术理论是“肤浅”和“反动的”。[55]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形式主义的要害在于他们错误地主张艺术的独立性，而摒弃了艺术在革命时期所应担负的重大社会和历史责任。
托洛茨基在其名著《文学与革命》中，针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偏颇”和“谬误”，特意着重强调了“艺术客观的社会依赖性和社会功利性”，强调艺术要服务于人民，因为“没有人民，知识分子就无法立足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赢得发挥历史作用的权利”。[56]此处，我们不难嗅出民粹派的味道：因为在俄国，正是在民粹派那里，形成了一切以人民为转移、为标准的人民崇拜论思想体系。如前所述，革命胜利了的阶级有权声张自己的文化权利，并要求艺术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合理的。托洛茨基进而指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高于这一点：对于它来说，从客观的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艺术永远是服务于社会的，历史地功利的。”[57]
托洛茨基认为语言艺术不能完全以语言本身为极限。但也许他更想说的意思是尽管艺术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被当作是纯艺术，但此时此刻我们无暇顾及纯艺术问题。正如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纳察尔斯基所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纯形式的艺术的存在。”[58]托洛茨基也指出：“艺术形式在一定的和非常广泛的范围内是独立的。”[59]应当指出的是，奥波亚兹和未来派的确有把艺术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的倾向，在这种倾向的支配下，他们力求割裂艺术与其他文化领域的相互关联，以为只有在一种“纯净”的环境里才能找到艺术的本质所在。这种做法的偏颇性就连巴赫金也曾予以指正，他说：看不到或者是不愿看到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人，就好像一个人借口要认真仔细地观察现象而宁愿做一个近视眼一样愚蠢。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语言是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因此语言艺术作品应当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文化的载体。总之，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评价艺术的正确途径，永远应当以内容为主，以形式为辅，而决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当然，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全在于他是怎样表达思想和感觉的。但归根结底，诗人是用他所接受或所创建的那一流派的语言完成他身外的任务的。即使诗人只局限于个人的爱和个人的死这样狭小的抒情圈子，情形仍然如此。诗歌形式的个性色调自然与个人气质相符合，但与此同时，无论在情感领域还是在情感的表达的方法中，这些个性色调也是与模仿和因循守旧同在的。[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