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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列·托洛茨基的文艺美学思想和文艺批评，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托洛茨基是早期苏联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当时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留下了数量众多、意义重大的论著。他在批评论著中阐述的理论思想，曾经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并曾长期潜在地决定着苏联文艺批评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早期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贵遗产。托洛茨基的文学批评是政治标准统率下的政论体文学批评；而他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也是在丰富而具体的文艺材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般美学思考，所以，他的文艺美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和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一样，也是一种“行动中的美学”。

理解托洛茨基文艺批评不能不考虑到他在那个以革命为标志的大时代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地位。托洛茨基是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之一，曾和列宁一起领导了胜利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改变了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任主席，托洛茨基在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富于成效地协助列宁领导了那场革命，成为十月革命除列宁以外最重要的领导人。

托洛茨基还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之际，托洛茨基如中流砥柱支撑危局，组建并指挥红军打退了国际武装干涉势力的挑衅，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托洛茨基不仅是十月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还是十月革命后最重要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国内战争空前激烈的严峻关头，他一边领导红军英勇作战，一边投注巨大精力关心党和国家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在发展经济、制定对外政策、工业建设、农业生产诸领域里，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建树。

在如今我们习惯所称的“白银时代”，托洛茨基以其在苏联党内所处的地位，必然或迟或早要与当时造成很大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这种与其尖锐对立的学派进行对话的。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已经在俄国语境下产生，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各有不同。托洛茨基的美学立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的，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托洛茨基从事文学批评的时代，对于新生的百废待兴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生存问题。革命利益就是一代革命者的最高利益。况且，在俄国，从19世纪起，人们就已经习惯于把文学当作生活的教科书。读者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寻找对生活的答案，寻找幸福的钥匙。而反之，俄罗斯文学的创造者们也从来没有轻松到为了娱乐而写作的境界，而是始终把写作当作自己对民族、国家所担负的一个神圣的职责。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的显著区别就在于：俄罗斯文学“从未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美学兴趣的圈子里，俄罗斯文学从来都是训诫言语从中响起的讲台”[49]。

革命的利益是最高利益，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服从革命利益的需要，都必须为革命让道。文化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必须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这是作为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非常明确的意识。对此，作为后人的我们是不可以超越历史地对前人有所指责的。如果当时身为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列·托洛茨基不这么想或不这么说的话，我们反倒会感到不正常。

应当指出，作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要求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从根本上说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统治阶级都要提出类似的要求，以把各方面的力量纳入有序发展有益社会的轨道。每个成功了的阶级都会伸张自己对文化的权利，并把与这种文化相抵触的文化视为异己予以取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