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所与“语言新学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浓厚的阴云已经开始在其头顶聚集。马尔分子开始转入进攻了。该所的机关刊物《革命和语言》季刊1931年只出了一期后就停刊。次年，语言阵线被迫关闭。但此前帕·谢·库兹涅佐夫已经发表过一篇重头小册子批判马尔主义，受到学术界许多被迫赋闲的大学者的肯定和赞扬，也被马尔斥之为一颗“炸弹”。嗣后，迫于压力该所不得不对其作者进行批判。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1933年，该所也被取缔。研究人员都自谋生路。有的被迫离开莫斯科，有的留在当地失去了工作，勉强找到实验室实验员这样打工的活儿以谋生。此后雅夫语学派就再也没有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了。对语言阵线分子的讨伐渐渐从严肃的科学讨论变成公然的谩骂。甚至在事件过去十年后马尔分子还说语言阵线分子是“印欧语系学者手中的一根大棒”、是一个“有害的组织”。
毋庸讳言，语言阵线的主张有许多时代病症。首先是不适当地把学术与意识形态搅混在一起，其次是在对待遗产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而在后一个问题上，这两个流派其实并无多大差别。马尔分子把语言阵线的出现称为“阶级敌人在语言战线上的最后一次出击”。1932年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语言学中反走私行为的一场斗争》，该书的作者们都系列宁格勒马尔的学生、弟子和同事。其中一年前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考上马尔研究生的费·帕·费林是所有13位作者中最为卖力的。文集讨伐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语言阵线分子，事实上当时语言学界所有知名学者都几乎无人幸免，其中包括本书所讨论的瓦·尼·沃洛希诺夫。费林在文中号召学术界用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研究来取代对无产阶级语言的研究。大多数文章只是流于为对方贴标签戴帽子而已。在1930～1931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遭到迫害以后，这些标签开始盛行一时，费林等人的作为则被后人称之为“红卫兵”（хунвэйбинь）。
马尔学派在莫斯科的机关刊物是《民族教育》。费林也是其重要作者。其中有一篇文章称尼·特鲁别茨科依是“前伯爵、白卫军教授”。对费林这样的马尔分子来说，恐怕没有比印欧学系学者更凶恶的野兽了。刊物开始着手消灭语法。其思想来源于马尔的言论：“语法？……因而究竟有没有必要一般地说要有语法，以及对语法实施改革究竟有否必要的问题”。当时甚至有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语法”的问题，丝毫不顾及这样一种组合有多么奇特怪异。中学所学的语法被称为烦琐教条。在马尔主义极盛时代，就连避居塔什干的波里瓦诺夫也无法安心。1934年，在乌兹别克文化建设科研所他开设课程讲授马尔学说，引起一场风波，最后导致他不得不黯然离开该所。在中亚他还可以出书，但在1931年以后的莫斯科，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出书了。在远东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也完全停滞下来。凡是不符合马尔学说的书籍一概被取缔。到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马尔主义似乎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俨然时代潮流，浩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然而，“始作俑者”的马尔本人似乎并非那么气定神闲。学界风传，就在这些年中，有一次列·帕·雅库宾斯基去马尔家找他，发现他躲藏在床底下。原来，听到敲门声，马尔以为来人是来逮捕他的，惊慌失措的他居然出此下策。可见，就连他这样诸事顺遂的学者也天天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他本来十分强壮的身体开始急速瘦弱和恶化：早在1932年，马尔讲课时就得有人搀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