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尔及其学说的有学理依据的批评，恐怕来自苏联塔尔图学派代表人物米·尤·洛特曼。洛特曼写道：“然而，在研究文本与文本外在因素（主要是古代因素）的实在现实的语义关系时，马尔分子完全忽略了该因素在与特定文本的整个结构的关系中所获得的意义。……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拒绝分析文本的形式结构（音义段）从而导致其丧失了完整的意义轴，尽管所有这一切是在打着语义的旗帜进行的。这里的原因在于另外一个悖论：语言新学说并非语言学说。在把语言与思维同一化到完全否认这两个领域里的特点的地步以后，同一化便消除了语言学机制，倒退地把语言学知识与非语言学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正是在人种学领域、民间文学和神话学领域里，马尔主义会取得实际成就，尽管这种方法始终都是他的弱项）。”[56]
1930年9月15日，一伙自称“语言阵线”的青年语言学家涌上学术界。该组织的领袖人物是1917年入党的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教师格·加·达尼洛夫。其思想领袖则是当时尚十分年轻的塔·帕·洛姆杰夫，是1930年才考入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协会研究生院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此前刚从沃罗涅什大学毕业。早在1929年就在拉普刊物《在岗位上》发表过“语言阵线”派纲领性文章的雅·瓦·洛亚也发挥过重大作用。其成员有20多人，多数系大学生和研究生。协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摩棱斯克都设有分会。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帕·谢·库兹涅佐夫说：“迄今为止与马尔主义斗争的只有老的印欧语学派学者，现在语言阵线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与马尔学派进行斗争了。”该派文章发表得远比波里瓦诺夫多，并且得以于1930年10～12月期间在共产主义学院组织第二次语言学大讨论。语言阵线企图既与“资产阶级科学界”也与马尔主义斗争。但和马尔的关系却不是那么好厘清。马尔神话已经高度发达，以致人们很难摆脱它的影响。马尔理论的正面特征屡屡变化花样地出现：唯物主义、语言是上层建筑的命题、对阶级原则的认可、语言与文化史的联系、对孤立考察语族问题的摒弃、否认原始语、承认语言发展的跳跃性，以及认为语言起源具有统一性的理念。他们也和波克洛夫斯基一样认为马尔主义的许多成果业已进入马克思主义的“铁的资产清册”。但马尔理论中也有许多是他们绝对予以反对的。首先他们反对马尔学派为了当代性和浅薄的分析而牺牲史前史，即所谓“非同寻常的远视”。他们也坚决反对马尔分子把语言的变化归结为经济变化的直线型思维。他们的结论是虽然马尔主义有自发的马克思主义成分，但究其实仍是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机械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任务还有待于完成。与波里瓦诺夫不同的一点是语言阵线分子非常团结一致。他们在人民教育委员会也有支持者。在1931年2月15日的讨论会后，语言阵线分子成立了自己的科研中心：人民教育委员会所属语言学研究所，从而使得莫斯科成为取代列宁格勒雅弗语研究所的语言研究中心。该中心阵容强大，后来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莫斯科语言学派。该派所有成员都在该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