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波里瓦诺夫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根本没意识到马尔主义的威胁性。况且，1921～1926年间，他一直在塔什干工作。两封写于1924～1925年的信表明他对马尔还是比较客气的。马尔此时对他也比较好，因为波里瓦诺夫曾经跟他学习过格鲁吉亚语。1926年波里瓦诺夫来到莫斯科，担任在马尔支持下的某大机构的语言学分部主任。最初，波里瓦诺夫对马尔很少注意，在他起草的语言学现状报告里，只有一次提到马尔，把他当作苏联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代表人物。1927年，波里瓦诺夫作了反对马尔的报告。1929年与马尔展开公开论战。1929年2月，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唯物主义语言学分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由波里瓦诺夫作报告。报告内容当时被永久封存，公开报道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直到1991年，报告内容才全文披露。波里瓦诺夫比其同时代人更加准确地评价了马尔及其学术工作。他是少数能不受马尔神话影响而直抒胸臆的人之一。波里瓦诺夫指出雅弗语理论的合理内核来源于南高加索语研究中的比较语法学，但一旦超出这一领域，便成为一条错误的研究之路了。如用这一规律研究楚瓦什语，便会大谬不然，其间的距离，恰如语言学与化学的距离那样遥远。这种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合理的部分（旧的）早在马尔以前就已是语言学界的共识，而不合理的部分（新的）则压根就站不住脚。波里瓦诺夫对马尔研究中所犯的时代性错误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指出马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令人感到马尔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既然承认语言会由于集体的演变而发生变化，那就必须给出不是一个发展方式，而是两个发展方式：一种是在经济条件制约之下的发展方式，一种是另一种非经济条件制约下的发展方式。”在揭露马尔主义的伪科学性后，波里瓦诺夫表明其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立场。报告的第2部分阐述了建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途径。报告引起了暴风雨般的轰动。在继之而来的一系列讨论上发言的，有知名人士30多人。这些人大多是反对波里瓦诺夫而支持马尔的。支持波里瓦诺夫的只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加·亚·伊里因斯基，而他发言的结果只是给自己招来诸多不快而已。局势演变成为对反对派的一次屠杀。波里瓦诺夫哀伤地说自己面对的是一帮宗教信徒，面对他们自己无话可说。于是一场针对波里瓦诺夫的绞杀战开始了。报纸杂志上展开了针对“波里瓦诺夫习气”的斗争。到同年秋天，波里瓦诺夫被迫回到中亚地区。这场斗争开始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随着他的离去，他的许多已经付排的著作失去了问世的机会。1931年，波里瓦诺夫终于出版了一文本集，其中对于马尔主义的批判虽然简短，但言辞激烈。然而，他的一番发言再次无人理会。波里瓦诺夫对庸俗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从来就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语言学、农学、概率论……彻底否认资产阶级科学会使我们成为蒙昧主义者，成为列宁曾经一再告诫过的那种人（即无产阶级文化派）。但波里瓦诺夫的告诫犹如石沉大海。对他的绞杀开始日益升级：现在发言的，已经是一些与马尔私人关系十分密切的学术界人士。1929年2月的大讨论成为马尔主义大获全胜的标志。它表明一种极不符合科学的体制被语言学界所吸纳并成为正典。其他学科也遭到这场冰霜灾害。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阶级斗争被加以强调。到1930年第十六届党代会召开。大会宣扬对右翼反对派、富农和危害分子进行斗争。而马尔也作为学术新星如日中天。斯大林在总结报告和结束语中两次援引了马尔的命题：在社会主义取得世界范围胜利的时期，在社会主义获得极大巩固并已进入日常生活的时期，各个民族的语言必然会融合成为同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当然不是大俄罗斯语言，也不会是德语，而是一种崭新的语言。这句话导源于马尔的思想，而马尔的原话是：“很清楚未来的语言将会是一种迄今为止不曾见识过的一种具有新的特殊体系的统一的共同语言……这样的语言当然不会是世界活着的最流行的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在此之后，马尔被认为采用了大量丰富的语言材料证实了斯大林的观点。马尔本人也参加了代表大会，其发言被排在紧接在斯大林之后，而且他的歌颂斯大林的发言有一半用格鲁吉亚语演说。此次会后，马尔就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此次会上发言时马尔的身份是“无党派布尔什维克”，会后当即被发展为党员，连预备期也没有。马尔生前就被誉为“伟大的”和“天才的”。他随后获得的荣誉可谓铺天盖地。甚至包括红海军荣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