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马尔学说开始“发迹”的时期。此时的马尔已经成为苏联学术界响当当的名流。他身兼多种职务：雅弗语学院院长、苏联民族研究所所长、科研工作者中央委员会主席（1931年以前）、公共图书馆馆长、列宁格勒苏维埃委员、苏联社会科学共产主义学院物质语言学分部主任（1931年以前），1930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组织计划委员会主席。但在学术界一直到1928～1929年以前，学者们对待马尔的语言学思想却大都持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对他表示支持的，大都是些哲学家、文艺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种学家，而语言学家则很少。马尔身后绝大多数狂热的追捧者是他那些共青团员学生们。他们到处宣扬马尔的这样一句口号：“印欧语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遭到学术界正直人士的白眼。马尔曾为其雅弗语学院的事向人民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请求4000卢布拨款。卢纳察尔斯基把其申请书发表在报纸上，在按语中称其为“我们联盟最伟大成就最辉煌同时也是活着的语言学家马尔”。卢纳察尔斯基写道：“出色的比较，深刻的前景，这就是马尔院士在我们面前所展现出来的一切，这不能不使每一个与其相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万分激动，而更令我们高兴的是，这位知识渊博得令人诧异、思想敏锐得令人惊奇的学者和思想家，非常逼近地走近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在走近前来时，一方面他的研究使他对物质方法有着很高的评价，而另一方面革命也加快了采用这种方法探明语言基本的物质之根的进程。”[53]据说这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可谓“空谷足音”、“凤毛麟角”，而后来却渐渐发生了变化。一些头脑清醒的马尔的学生自始至终对其“正在崛起中的神话”保持理性距离，认为他们和真正的科学语言学相距很远。
随着马尔学说被官方宣称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马尔主义进入了其“狂飙突进”的历史时期。马尔学说“走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披着“伪革命”的外衣，二是马尔被认为是革命前学术界最具有权威的代表人物。老一辈学者们多数最多走到与革命合作的地步，而马尔却完全把立场转移到新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方面上来了。1928年，米·尼·波克洛夫斯基借马尔从事学术工作40年之机发表文章，称马尔为“仅凭其雅弗语这一个发现就足以跻身于世界最伟大语言学家的行列”，并称其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假如恩格斯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每个共产主义高校工作者也都会研究马尔理论的，因为这种理论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人类文化史观的铁的资产目录……未来属于我们，也就是说属于马尔主义。需要的只是要有足够耐心去等待罢了”。“马尔理论远还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但它已经无处不知了。到处都有人在憎恨它。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已经有三分之三个世纪人们到处都憎恨马克思主义，但在这种憎恨的标志下马克思主义却越来越赢得了整个世界。新语言学理论就是在这一光荣的标志下行进的，这就意味着，新语言学理论在其位置上，在科学研究界，必将赢得光辉的未来”。正是在波克洛夫斯基的坚持下，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校长下令要求为语言学大学生开设“关于语言的新学说”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