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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派鄙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战线分子”则只从特定主题角度对其给予关注，但却来不及也没有兴趣与之建立工作联系。“……到1931～1932年，马尔主义者们已经在这一领域确立了自己的独断地位，他们最后一位反对者语言战线的成员，到1933年初最终溃败。《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不可能得到马尔及其周围的人的肯定的，尽管该书提及马尔时完全是实事求是的。”[51]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是苏联轰动一时的“语言新学说”的创始人兼代表人物。在马尔名气如日中天的时代，他与科学史上划时代的著名人物，如哥白尼、达尔文、门捷列夫等天才相提并论。

马尔一生伴随着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其赞誉者虽多，但否之者则似乎丝毫不亚于前者的声音。据说，马尔本人的记分册表明他所研究的各种语言，其中没有一种相关课程是他从头到尾听过的。因为革命前语言学习以阅读理解为主。19世纪80、90年代的大学教育不能为马尔提供创立新学派的学养，马尔自身也缺乏填充知识空白的愿望。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已经在议论马尔研究方法表明其学养不足，这种议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未止息。马尔在大学年代只掌握了历史语言学最一般的原则、源语、语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但从未掌握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所以，后来摒弃此类方法对他而言十分容易。马尔研究语言最初的动机是探寻被沙皇政权压迫的格鲁吉亚各民族语言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其在研究方法上属于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时又把语言学归属于历史范畴。

马尔认为：“如果语言不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不是阶级现象，而是人民的公共财产，像铁路或生产工具似的，那也就不会有什么专门的无产阶级语言学。”[52]而且语言和艺术一样，也是一种上层建筑。语言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传送带”（приводный ремень）。语言在不同民族那里是在相互分离的状态下各自独立产生的，但文化从起源说却是统一的，各种文化的差异只不过是统一文化在其发展所处的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变体罢了。每种文化都有其创造形式，语言就是这种创造形式的反映。

语言学不关注语言的起源问题就无法成立。有声语言的出现在语言史上是一次伟大变革，犹如广播的发明一样伟大。人终于可以在探索中相互交流了。有声言语的初次使用不能不带有魔法和巫术的性质。那时的语言也是政权的武器和统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