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赫金及巴赫金所参与撰写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史上，占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语言学思想发展史上，除了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外，还没有一部比它更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论著。这部著作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最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语言的社会性问题：语言产生于社会交际，服务于社会交际并在社会交际中自身也获得发展和完善。语言离不开社会交际犹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语言的社会性是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的第一块基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首次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语言文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做了探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它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超前于它的时代整整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一座历史丰碑。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被列入莫斯科大学社会语言学专业大学生考试必读书目。[43]
进入20世纪以来，语言成为各个学科围绕其旋转的中心。正如沃洛希诺夫-巴赫金20世纪2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话语的标志下，正在兴起，而且这一新的西方哲学思潮才刚刚开始”[44]。这一过程在俄国是由象征派首先启动的。但重视语言的象征性这在俄国却并非从“白银时代”的象征派开始，而是自有其深远的传统。语言学与哲学热之前，乃是语言热，尤其是语言在艺术创作中的功能问题，也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到中心，再由中心变为哲学本质问题的变化过程。
语言热首先表现为哲学向语言本体的回归。众所周知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但什么是智慧最高的体现呢？是语言（或话语亦然）。在“书中之书”《圣经》的《约翰福音》中，开宗明义地写道：“В начале было Слово，и Слово было у Бога，и Слово было Бог”[45]。由此可见，非洛-索非亚即爱语言（话语）是哲学最高级和最真实的形式。[46]
语言热在俄国开始于象征派。俄国象征派所效法的法国象征派就是首先从语言的特质入手的：他们极大地扩大了语言的象征性，为审美空间的开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俄国象征派或象征主义乃是一种贵族沙龙密室内精美典雅的艺术形式，其对话语（或语词）的崇拜，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揭示了语词的新意，扩大了语言表现的范围；二是判明了语言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法国象征派对俄国象征派的最大启发，是吸引作者把最大的注意力投注在语言本身的审美潜能和机制上来。
在由象征派启程的语言热的基础上，1910年前后，俄国文坛崛起了两个流派，都对象征派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在语言问题上，未来派提出了比象征派语言理论更加激进的语言方案。如果说象征派所谓语言只不过是人们用以透视彼岸的一个窗口或与之交往的桥梁的话，那么，未来派则否定了人们有向彼岸瞭望的必要，而认为语言就是语言本身，语言既是实体也是本质。在这样的基础上，未来派领袖人物赫列勃尼科夫提出了“自我发展的语词”说，而克鲁乔内赫则提出了“无意义语（诗）”的主张。德语文学中也有同类现象。未来派和表现主义的语言观及语词功能观有变化，但其特征一仍其旧。语言崇拜与唯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经典作家热爱语言，但并未赋予其更高的现实性。古典主义中没有语言激进主义发生的土壤。经典作家很重视语言，但认为语言只起辅助作用。新古典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也没有语言哲学的位置。当代语言热起源于浪漫主义思潮。
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如何与西方语言哲学对话就成为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但问题在于：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甚至包括文艺学）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语言学和文艺学史上所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实际上都出自别人的附会，或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言论加以发挥的结果。而在苏联语境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与文艺学”一类的说法，其实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本书中，我们也按照历史惯例，称苏联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马克思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