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也表达过类似见解，即20世纪20年代的巴赫金接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英国学者克·勃兰迪斯特认为断然说什么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持全然否定态度，这等于把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我们不应该把巴赫金对待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巴赫金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态度混为一谈。[30]日本学者佐佐木指出：“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巴赫金小组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著作中，还是维戈茨基同期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实质上都是行为哲学出乎意料之外的进一步发展。”[31]
巴赫金即使在经历过许多思想的洗礼之后，也不曾否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氛围的确促成了这一取向的形成。而1928年强制推行马克思主义才刚刚开始（如当时科学院院士里只有马尔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主要敌人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实证主义，或不如说是索绪尔所属的实证主义语言学。马克思主义是该书作者们反对各类“独白主义”的同盟者。但这并不是说该书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当然，该书的第2编和第3编中的时代特征都有所显现。
在孔金和孔金娜所著的书中，作者曾把20世纪20年代的巴赫金描述为一个“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32]，这种说法倒是比说巴赫金是一个铁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说更符合《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实际。然而，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呢？因为这部书的绝大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认为是此书的核心部分即题名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之路’的第2编中，马克思主义仅仅只在标题中提了一下而已。……真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仅仅只是在此书3编中最短小的第1编中，此编中一般哲学问题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与所谈论的语言问题有关”[33]。
阿尔帕托夫的观点则可谓另辟蹊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该书作者们自己创造和建构了自己的观点体系，他们充分考虑了当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这一学说，但却并未把自己与这一学说彻底看齐。如果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益的话，那他们便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如果马克思主义中有什么东西不合适的话，那他们便会与之争论（在1928～1929年与之争论还是可以允许的）。他们总体上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划分，但提出了别的术语：“科学意识形态”和“生活意识形态”等。
关于此书的那些“增补”，晚年的巴赫金觉得那些东西“很令人不愉快”，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撰写此书时就已令他感到不快了。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们的意义来说，是比‘简单的增补’要重要得多的。……但要说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却大可不必。这一任务本身是无法完成的。”[34]
关于“有争议文本”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确迄今没有一个为大家全都基本认可的观点。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尽管否认巴赫金对于“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但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承认：“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我们的观点，他们表现了一种形式上十分复杂而又值得赞许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关于语言与文学的最强有力的著作之一，而这尤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