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帕托夫的分析则十分具有文本校勘学的特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分布很不平衡。导论部分十分集中浓缩，最酷似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然后，第1章常常谈及马克思主义，但各章分布也不平衡，第1、2章比第3章多。但在本书中心章节第2章中，名词“马克思主义”（марксизм）根本没出现，而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марксистский）则出现了3次。第3章里这两个词都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2编中，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共出现了3次，但其语境却只有两种类型。第一次出现是在第2编的标题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第二次出现是在第3章末尾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应该以表述是一个言语的现实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26]这两个语境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实际上都是作者号召予以建构的一种语言哲学，但这种哲学何以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却未加以论述。第三次出现也在同一章：“……我们可以说，我们理解的生活意识形态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心理’这一概念相一致。”[27]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人话语”，具体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而非作者本人的。第2编和第3编也没有第1编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术语。而只有“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贯穿整部书。意识形态的确是此书的关键词之一，关于这个术语，我们下文还将予以讨论。
这部书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一旦从哲学问题过渡到具体但还足够抽象的语言哲学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就不再为作者所需了。书中文字风格能明显看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味道。时代的时尚词汇暂付阙如。第2编和第3编在语言学与文艺学交界之处与索绪尔进行论战。但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在这两编中的无形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观点的争论属于个别问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马赫林在谈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时，也绝口不谈第2编和第3编。马赫林以“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有部分正确性，以及尊崇被苏联语言学界所抛弃的“德国人文传统”为据，断言此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显然缺乏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立场完全是另一种样式。那就是此书总的社会倾向性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吻合的。全书处处都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质，关于对话和交际，关于社会内容在语言中的反映，关于从个人心理解读观察语言的不适当性等思想。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马克思主义如响斯应，如果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社会实践等同视之的话。但此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促使作者们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问题的唯一学说。
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强调，而在书中却又实际上并未给予其以很大比重，这从让本书“行时”和“畅销”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此书出版之快也的确印证了这一点。对语言学的不满，客观看待其对象，即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僵死的规则总汇，从而大大缩小对象的范围，以及把语言与说话人和社会分离开来的做法，凡此种种都使作者很容易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支持。兹多尔尼科夫[28]说过与此类似的话：“巴赫金创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印记’是一个……常常令其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悖论。可要知道如果我们深入想一想，也就不会有任何悖论存在了。在古典哲学倒塌后留下来的废墟上徘徊无主的巴赫金，作为一个向往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思想家，他不能不怀着谨慎而又好奇的心情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黑格尔之后唯一带有黑格尔特征的哲学，抑或至少它是这么声称的。为避免误会我要明确指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但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社会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学说。”[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