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巴赫金对苏式马克思主义缺乏热情这的确是事实，其证据就是在著作权问题上，他对沃洛希诺夫把话语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的做法，对于沃洛希诺夫添加进此著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不满。晚年巴赫金曾一再对人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和巴赫金晚年苏联末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风气是有关的。但把晚年形象反射到20世纪20年代语境中去是不公正的。而他晚年的自我评价毕竟首先只能说明20世纪60、70年代的巴赫金而已。况且也不能否认巴赫金对故弄玄虚的爱好。在这个方面，叶·德·波里瓦诺夫与其十分相似。杜瓦金以及巴赫金的门徒们屡屡谈到他的贵族出身，谈到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古典语文专业，谈到他最初被判决10年劳改等等。许多人认为巴赫金从未被恢复名誉[19]，而实际上他曾被恢复名誉，只是他本人不知道罢了。[20]1995年在维尔纽斯召开的纪念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波兰来的女学者声称，巴赫金终生都与苏联作协无缘，也从未参加过作协。托多罗夫在1997年声称巴赫金不会成为作协会员，也无缘成为院士。[21]但巴赫金其实在1970年已经加入作协了。[22]可见，晚年他的故弄玄虚奏效了，并且有一定的倾向性，那就是让自己“茨冈人中的奥维德”形象定型化。实情远比这复杂。关于年轻时代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也应该谨慎对待。[23]一切应以文本为准。
关于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留存下来的证明文件并不多，但有一件却十分重要，那就是他在审讯时的口供。由于孔金和孔金娜在转述时的错误，关于这个文件还有过争议。但眼下这场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梅德韦杰夫公布了当年案件的起诉书，书中关于巴赫金明确写道：“自称自己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4]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同案涉及70人，文件中除巴赫金外，任何人都没有特意如此指明，而且也不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会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况且这种“表述法”也不是侦讯人员自己杜撰的，而是巴赫金在审讯中对其观点的一种定性。当年在审讯中人们都愿意讲真话，以为这样好。巴赫金便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高等教育文凭。而在与“右倾”斗争的时代，承认“修正主义”一点儿也不比承认“社会革命党”政治上更可靠一些。也许这种表述法表达了巴赫金小组的总体氛围和精神，虽然其各个代表人物之间也有细微不同和区别。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的反映，也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人云亦云的问题。在国外，如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诞生的列宁格勒，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派的诞生地”，而此书则“最能体现这一学派的成就”。[25]这一评价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出自与苏俄背景截然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