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沃洛希诺夫的情况则与巴赫金截然不同。他青年时期一度倾心于神秘主义，甚至当过玫瑰十字会员[15]，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信仰者。沃洛希诺夫世界观发生激烈转变时期恰好是他学习语言学时，虽然这是偶然的，但也不能排除列·帕·雅库宾斯基的影响——后者也是在此时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中，唯有沃洛希诺夫是最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根据阿·伊·茨维塔耶娃纪念沃洛希诺夫的诗歌可以断定，他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写作期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巴赫金在其晚年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有人开始把此二人从头到尾对立起来。有时他们的做法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格·列·图利钦斯基甚至放言：巴赫金“与苏维埃党的工作者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积极合作，甚至以他们的名义出版带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和奥波亚兹形式主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著作，并事实上以此参与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论战”[16]。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巴赫金小组在特定时期是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一篇属于涅韦尔小组时期的论文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否定性评价这无疑证实了其成员对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态度。”[17]
把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绝对对立起来的企图势必会延伸到关于“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问题上来。“意识形态面具”的理念无论是瓦·列·马赫林的“狂欢化”方案还是格·列·图利钦斯基的“英国国教徒”方案，都与“作者面具”理念互相吻合。但这种对立却使得作者们之间进行合作从而形成共同思想的问题也就被排除了。有两个情况应当予以关注：第一，不能把某一作者的科学和政治观点等同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宗教上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却在研究实践中却绝不尊崇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个人可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甚至将其责任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而与此同时却又在科研分析方面保留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二，我们不能不考虑某一学者包括巴赫金自己观点的变化。比自己那个小组里所有其他人都多活数十年的巴赫金，他绝对不可能让自己始终保持在固定不变的20世纪20年代的状态。有些巴赫金研究者断定其观点绝对始终不变，但这可能吗？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过变化。[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