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最近的10～15年，尤其是在俄国，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的著作）的思想开始变得十分流行，即认为它们都是高度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瓦·列·马赫林（В.Л.Махлин）不止一次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巴赫金“戴着双重面具”，即戴着异己学说和异己作者的面具出场。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整个文本“就是对官方语言的狂欢式翻转，借助这种语言，他得以说出这种语言本身——即作为一种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永远也说不出永远也不会说的话，而仍然不失为其作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身份”。[6]马赫林还承认这部著作充满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7]。别什科夫也认为巴赫金这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场狂欢化式的斗争。[8]
而还有些人则认为此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或多或少是中性的。叶·阿·博加特廖娃写道：“署名为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由共同的——仿佛仪式一般的——术语统一在一起，它们旨在见证其马克思主义的取向。这一特点与时而会流露出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可以被看作是时代的特征。总体而言，它们并不带有巴赫金创作的特点，它们出现在上述作品中并在以这位学者的全部遗产为背景的条件下会显得孤零零的。”[9]另外一种观点由鲍·加斯帕罗夫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用，缺乏有机统一性，把“交际理论完全随意地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10]尼·伊·尼古拉耶夫的观点与其相近，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的某些著作中的存在，但却将其仅仅当作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导致的一种结果。[11]
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要出于晚期苏联或后苏联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逐渐变成“穿着官服的科学”（弗赖登贝格语），许多人认为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对这种学说感兴趣，而只有那些公然无知和虚伪的人才会坚持这种学说。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情形远非如此。“穿着官服的科学”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之交一直都是“白银时代”的实证科学：语言学中的青年语法学派、文艺学中的文化历史学派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探索中的青年人在寻求着某种新的东西，而其中马尔主义的短暂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人们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绝不奇怪，远非什么见风使舵或恐惧所能解释的。[12]
支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以巴赫金自己的言论为依据。鲍恰罗夫曾回忆巴赫金自己说过，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曾对这一学说感兴趣。[13]鲍恰罗夫的回忆为我们展现的无疑是一个持右翼观点的、“最保守”的老年学者形象。他不仅否定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而且批判亚·勃洛克是“知识分子的叛徒”，而且对“社会主义者执掌政权”的以色列也持怀疑态度。在所有可以确定无疑断定为巴赫金所著的著作中，关于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列夫·托尔斯泰戏剧作品〉序言》和《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序言》）是公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但学界也还是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如瓦·瓦·巴比奇：“有关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在模仿马克思主义修辞上是如此之不成功，以致至今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两篇文章究竟是该算他最弱的作品呢，还是巴赫金原本就是想写作一种讽刺性模拟作品，用以包裹对那个政治制度的隐性批判。”[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