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指出：“哲学必须遵循一个古老的智慧即用活的语言来言说。”[16]从巴赫金开始，话语（discourse，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开始真正成为语言哲学研究的合法主人公，这就首次从对象方面入手，为超语言学研究规定了合理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得历来游离于语言研究之外的把不同学科统一整合的话语，正式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在传统语言学史上，话语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要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语言材料必须具有合法身份，即它必须先符合规范。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据说是所谓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语词。然而，完全本着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是无法解决所有的语言文化问题的。因为这种所谓的语言材料，只是“死的语言”——语言材料只有成为历史文献以后才会呈现为这种样子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按照语法教科书来说话办事的。语言研究并不等于做化学实验，必须把物质以提纯的形态放在烧瓶里进行。被提纯的语言已经不再是活的语言，因此是没有资格充当语言文化研究的对象的。诚如塞缪尔·韦伯所说，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小组）“是在努力恢复符号的真值，通过将其从被语言学家所支配的（僵死的）语文必然性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方式来恢复其真值”[17] 。而且，俄语中的“话语”一词（слово），正如帕姆·莫里斯（PamMorris）在英文版《巴赫金选集》的前言中所说，一般表示人们所说的话语，而非抽象的语言。[18]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写道：研究语言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的科学思维。因为“它受到了传统语文学或文化历史观的束缚。它不懂得该如何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来接受活的语言及其无限自由的创作变化”。传统语文学的弊病在于“总是从完成的独白型表述——古代文献出发”研究“语言的共性”。“然而，要知道，独白型表述是已经抽象化了”的。传统语言学思维是“在书面语的尸体上形成并且成熟”的。[19]正如巴赫金所批判的那样：“情况只能是这样：语言学把词语的纯语言因素孤立起来，解放出来，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统一体及其具体的类别，这样才从方法论上掌握了自己的对象，亦即对非语言学价值漠不关心的语言（或者不妨说，语言学创造出一种新的纯语言学的价值，任何表述都可归属于这一价值）。”[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