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成为巴赫金手中的一根杠杆，借助于它，巴赫金一举颠覆了笼罩在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谬说，填补了历来横亘在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文本研究与文本外研究之间的鸿沟，在两者乃至在科际和文化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开辟了各种流派得以相互交流对话的“场”。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后来移居美国的米·爱泼斯坦援引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重视艺术家们惯用的语言描绘功能和表达功能，不仅善于客观地再现作为客体的人物语言的社会特征和个人特征，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物语言之间相互的对话关系，而不管它们具有怎样的语言学的特征。因为他的主要描绘对象是语言本身，而且还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对语言而发的论及语言的语言，被描绘的语言和描绘的语言，平等地在同一平面上汇合到一起”[14]。爱泼斯坦指出，话语的这样一种自我指涉性既有正面的、不同意识的对话之意，也有负面的、指语言的自我封闭性，自我消解性（самоглущенность）之意。[15]由此可见，被20世纪文艺学家所不断憧憬的，把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填平横断在两者之间的那道鸿沟的崇高理想，只是在巴赫金学派那里，才获得了真正的统一。从来都不乏先进人士提出超越时代的理想，但真正实现理想境界的又有几人？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奥波亚兹尽管也是最先提出类似理想的人士，但二者在他们那里并未获得有机融合和贯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