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语言学（metalingvistika）表明了语言学研究的边缘性特征。该术语是巴赫金从沃尔夫那里借用来的，用来表示“超出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之意，而非表示“元语言学”之意。[8]“不同表述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渗透进每个表述的内部），属于超语言学。”[9]巴赫金还指出：修辞学“不应只依靠语言学，甚至主要不只应依靠语言学，而应依靠超语言学。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开对话交际的‘篇章’（текст）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语言不是死物，它是总在运动着、变化着的对话交际的语境。它从来不满足于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声音。语言的生命，在于由这人之口转到那人之口，由这一语境转到另一语境，由此一社会集团转到彼一社会集团，由这一代人转到下一代人。与此同时，话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它所栖身的具体语境的影响。”[10]
按照鲍恰罗夫的回忆，巴赫金在与其的谈话中表述过这样一种思想，即语言学的原罪就在于它只研究僵化死掉的语言（如拉丁语），以及作为独白体的异己话语和书面语，而忽视了鲜活的、亲切的、活生生的、口头上的丰富的口语。巴赫金认为在语言学之外，有着话语最重要的存在领域，它们几乎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巴赫金之所以提出“超语言学”这一设想，就是为了对此类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11]
卡特琳娜·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指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哲学。这是一门‘超语言学’，是认识所有植根于语言中的范畴的总视角。巴赫金还主张，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如此。人本主义对其‘领地’的一贯主张是：‘我是一个人，人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不陌生。’巴赫金的立场则可以看作：‘我的生活是一种言谈，所以语言中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不陌生。’在这种统一的语言理论基础上，巴赫金重新思考了范围广阔的被传统认为分属于不同学科的各种课题。”[12]按照构词法分析，“超语言学”中的“超”，有“超出”、“在……之外”、“超越”……等含义，就其本意，是指“在语言学之外……”。也就是说，“超语言学”所研究的，恰恰是传统语言学不予探讨的问题，即在话语生存并发挥其作用的鲜活语境下的话语，而非传统语言学所致力探讨的“词汇学”、“句法学”和“语法”等范畴。
巴里·桑迪韦尔指出：“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中，谈话是文化生活的基本单位。而言语自身则仅仅是话语链条里一个可能具有的环节，它可以表示从最简单的面对面形式的话语、对于一个问题的只有一个词的回答一直到精心杜撰的官方话语、意识形态以及风格化的文学代码这样一些系列体裁形式。”[13]由此可见，话语是巴赫金学派手中的一把利器，借助于它，巴赫金学派得以一举超越以往的所有人文学科的阈限，从而找到一种能够把不同学科整合到一起的统合各门学科的“公分母”和“哲学之石”。应当指出，在巴赫金学派存在的那个时代，带有同样动机的不只巴赫金学派和奥波亚兹，实际上上文已经介绍过的马尔及其学派，也是以力求寻找到赖以统一全部人文学科的“哲学之石”为指归的。只不过他们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