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学术界在经历了对于巴赫金的“3次发现”，积累了大量丰富扎实的学术成果（国外迄今已出版和发表各类专著论文不下数百种之多。专门研究巴赫金的杂志有两种：一种是英文，一种是俄文。国内论文120篇，专著12部）之后，正在孕育一次新的更加伟大的发现。以往人们对于巴赫金的历次发现，都主要针对巴赫金博大精深思想的某个侧面，如复调小说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对话主义（艺术与责任）、狂欢化、时空体等等。每次这类发现，都引起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强烈震撼，标志着对巴赫金思想的一次深入认识。与此同时，人们又普遍感到，每种对于巴赫金思想的阐释，都无不带有“深刻的片面”的特点，远未达到对这位伟大的人文思想家理论体系整体深入的揭示。这和巴赫金思想对于当今人文社科领域所具有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是很不相称的。实际上巴赫金思想之所以能给人以无穷启发，之所以那么具有生命力和再生力，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为人们解决一系列根本问题提供钥匙，原因就在于他能打破理论僵局，把人们的思维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巴赫金思想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性，迫使人们认为他的思想绝不是没有体系的，而是一定存在着一个迄今未被人们发现的潜在体系和隐在结构。正如尼·德·塔玛尔琴科所说：“然而我们确信，巴赫金的全部著作和论文实质上研究的都是同一门新学科的一般和个别问题及概念的。换言之，我们坚持这样一种工作假设，即在巴赫金的所有研究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规律的系统关联，其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组成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2]《米·米·巴赫金或文化诗学》一书的作者也指出：“这位学者的创作遗产是唯一的和统一的”，犹如“在同一时间里形成的结晶体”：“……1918～1975年可以浓缩为一年，这些年间的所有著作均可以浓缩为一部”。[3]
我们认为，巴赫金理论的核心和精髓，不是所谓的“复调”，也不是所谓的“对话”和“对话主义”，而是他的话语理论。话语理论关系到语言的本质，而一切关于“复调”、关于“对话”的言谈，都是巴赫金关于语言本质的话语理论的衍射形态。话语理论为本，“复调”和“对话”则为表；话语理论是根，“复调”和“对话”则是枝叶。只有深入把握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即语言的本质观），才能真正把握住巴赫金理论的核心和本质。
巴赫金学派之所以会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文艺学理论领域里所实施的一场其意义不亚于“哥白尼式革命”：把历来呈现为分裂状态的文学的内外部研究在真正意义上统一起来了。致力于这一方向的研究在国际上绝非少数，但真正堪称成功者则寥若晨星，而巴赫金学派则是迄今为止我们视野里的最成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