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话语的社会性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或生活常识，但却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否认或摒弃的人在认识上的必然特点（说缺点也有道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23]
巴赫金指出：“在一个谈话集体里，哪个人也绝不认为话语只是一些无动于衷的词句，不包含别人的意向和评价，不透着他人的声音。相反，每个人所接受的话语，都是来自他人的声音，充满他人的声音。每个人讲话，他的语境都吸收了取自他人语境的语言，吸收了渗透着他人理解的语言。每个人为自己的思想所找到的语言，全是这样满载的语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的语言在许多人的语言中所处的地位，对他人语言的各种不同感受，对他人语言作出反应的不同方法——这些可能就成了超语言学研究每一种语言（其中也包括文学的语言）时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每一时代里的每一流派，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手段的范围。远非在任何的历史环境中，作者语义的最终旨趣，都能通过直接的、非折射的、非虚拟的作者语言表现出来。当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左右一切的语言时，每个创作意图，每种念头、感情、心境，就需通过他人语言、他人风格、他人姿态折射出来；不能不加说明，不保持距离，不通过折射，便同上述的他人语言直接地融为一体。”[24]
索绪尔及其门徒把语言文学研究的对象系统化的结果之一，是使其内在化了，它的所指并未打破“语言的牢笼”。索绪尔证实语言的内在系统性和规律性，但它的缺点，就是把语言和文学当作与我们经验中的现实，与我们生存的社会，了无干系的纯理性系统。而巴赫金所标举的话语，其之所以卓越，就在于它的外指涉性，它与我们的社会经验息息相关，它就是我们的社会经验的符号化产物。这样一来，便把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基础，牢牢地建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的。
但巴赫金的理论如果仅仅止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的话，那也会大大贬低其理论对于诗学建设的重大意义。话语是各种声音在那里形成对话的一个“场”，那里有各种声音的交织，因此，在充分注意对话的产生、对话的进行、对话的结果的同时，话语理论并未忽视其中每个声音的个性价值。不同话语的交锋同时也是不同意识的交锋。话语即意识。沃洛希诺夫指出，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事实，人类所有的言语话语都是一种小型的意识形态建构。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于意识形态系统和他们所谓作为社会行为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和差异。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特征的研究，其之所以能超越前人，独步一时，就在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手法的特点的研究，真正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卓越个性。对话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应用，显示了巴赫金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冠绝今古的强大生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当然不会在巴赫金之后达到顶点和绝对，但巴赫金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都尚未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而巴赫金的研究，的确是把文本的内外研究加以融会贯通的典范之作。正如一位俄国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巴赫金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如若不提巴赫金的学术贡献，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巴赫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
当然，话语在巴赫金思想体系里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并非只有抽象意义可言，而无具体例证或分析话语可支持的。事实上，在巴赫金的理论演说中，话语分析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立体的和多向度的。首先，话语研究必须从对话语的分类或话语类型学入手，他的话语类型学表明他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揭示文本特点的文本分析工具。刘易斯·巴格比指出：在巴赫金的理论视野里，“在文学对话中，语言首先是作为审美事实出现的。巴赫金的注意力并不在语词本身或语词内部，而在于语词、话语、语境、信息、介质与其他语词、话语、语境、信息与介质之间的关系。”“按照巴赫金的描述，对话关系体现于作为一种具体和整合现象的语言之中，即在回忆录作者、编年史家、哲学家或诗人所使用的话语中。因而系统研究话语从而也就是对文化进行任何考察时的一个基础。”[25]
当代西欧（俄国亦然）语言哲学问题显得分外重要。当代西方哲学在语言的标志下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一新的哲学思潮却刚处于起步阶段。围绕“话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与中世纪围绕现实主义、唯名和唯实论（номинализм，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м）的斗争十分相似。这些活跃于中世纪的哲学传统正在当今新康德主义者的现象学和唯名论现实主义中复活。对新康德主义者而言，“话语”正在成为超验意义和具体现实生活，认识的主观-心理主体及其周围的经验现实之间的交点和“第三王国”。符号和语义形式（象征形式）成为把以上两方面统一起来的文化创造的共同领域。话语即处于这种系统性地位。当今人们正在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克服马堡学派和唯科学主义和（按卡西尔的说法）的唯伦理主义。借助于内心语言形式（如同一种半超验形式）为已经僵化的超验-逻辑范畴王国输入了历史形成史和动态。人们正在以此为基础重新反思唯心主义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