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话语分析之所以能在使语言在“活生生的状态下”被分析，有两个因素是别的语言流派所不具备的，一是语境意识，二是语调概念。前者直接来自俄国形式主义。由于要时时判别一个现象是否“陌生”，奥波亚兹成员们常常不得不还原到语境中去实施鉴别，把“熟悉”作为背景，才能准确判别一种现象究竟是否“陌生”。所以，在讨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时，不谈以“熟悉”为背景只能是“盲人说象”。这是在话语的某一个方面应用语境学的范例。语调由于对于表义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所以，也被巴赫金等人列入语境要素中加以重视。这样一来，在巴赫金学派的话语分析条件下，那种只能出现在语言学教科书里，与具体的话语环境无关的话语，是无权成为话语分析的对象的——因为这种话语是“无从索解”的——当一个“筐子”可以装任何东西时，也就意味着它什么也装不了。
也许是借鉴了形式主义的教训，巴赫金避免了在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对比中研究诗歌语言这样一种方法论角度，而是研究诗歌这种话语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交往形式是如何以话语材料为基础建构而成的。话语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因而脱离生活的话语也就丧失了其意义，因为话语的意义来源于“非话语的生活情境”。“而且话语本身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一旦要其与生活脱离，便会丧失其意义”。[41]
诗歌语言仅仅只是一般语言的一个方面。而且，对诗歌或任何文学作品进行的语言学研究，也仅仅只是研究此类对象的方法之一。虽然了解一部作品的构成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其究竟是不是文学作品，而任何话语也都可以按照文学的方式予以建构，从而使其成为审美对象。由此可见，“俄国形式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审美对象从其他话语中分离了开来，而仅仅只研究前者”[42]。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巴赫金学派似乎并未看到奥波亚兹中期在实施“社会学转向”后的成果，如特尼亚诺夫划时代的巨著《诗歌语言问题》的杰出贡献。在这部著作中，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已经摒弃了早期对于日常实用语言与诗歌语言的无效划分，而把诗歌语言（被纳入诗体结构中的一般语言）界定为一个系统，而诗歌功能（即审美功能）仅仅只是该系统所发挥的功能。
对于巴赫金学派而言，对于诗歌以及文学作品的研究真正有意义的语义切割的最小单位是话语（слово，высказывание，utterances，discourse）。巴赫金-梅德韦杰夫称赞俄国形式主义把文艺学研究建基于对文本的研究上，并且把话语研究提升到文学研究的核心地位，使话语研究的重要性达到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巴赫金学派认为，人的两极对立性源于每个人都是站在其在世上独一无二的位置上观世的。这就是“位置法则”，它是理解和认识的基本条件。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含义在与另一种含义、他人含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含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含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和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