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认为话语是交际的基本单位，它受制于说话者即话语主体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要知道，言语在现实中存在的形式，只能是各个说话者、言语主体的具体表述。言语总是构成为表述，属于特定的一个言语主体，在这一形式之外它是无法存在的。”[37]“话语的含义完全是由它的上下文语境所决定的。其实，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少个意义。这里，话语可就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可以说，它用于多少个语境，就可以分成多少个话语。”[38]巴赫金提出这样一种话语概念以与索绪尔等人抽象的语言方案相对立。话语身上打上了社会活动的印记。一种意义被嵌入进行中的话语语流中，成为对先前话语的回应或期待着别人话语的回答。表述或话语大到一部长篇小说，小到一张字条都可囊括无遗。有的时候，“整部的长篇小说是一个表述，就像日常对话中的一个对语或一封私人信件一样（长篇小说与它们有共同的特性）。”[39]因此，意义从来不会被固定在特定的话语身上（非字典意乎？）。话语从来是对话式的，它的功能是在社会交际过程中进行协商协调，因而话语只有作为回应和答语时才能被理解。话语非但离开社会语境不可被接受，而且，总是会在其所存在的交际过程中发生变形。话语从来不是静态的和自我等值的，而是动态的和在交际过程中时时处于协商中，活的语言永远都会抵制语言学家的系统分类学。新的艺术话语观只有在对当代语言哲学的内在批判中前行。揭示某些认识论断的社会根源并不能穷尽问题本身。
话语语境观的真正意义是借以摒除了使话语的意指形而上学化和超时代化的企图和倾向。话语当然既属于它的时代，又超越于它的时代，它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这一点得到了巴赫金自己的首肯。在《杜瓦金访谈录》里，巴赫金认为语言科学的原罪就在于它走上了一条研究已然死亡了的、异己的语言之路。[40]而巴赫金所倡导的话语研究或分析，则把研究对象锁定在“活的言语”精神内涵的研究上，使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与语言行为和语言实践密切相关，而不是把“僵死的语言”、与“生命之树”全无关系的书本中的语言，纳入研究的视野而一劳永逸地与语言的生命形态相隔绝。
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某些代表人物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提出“实用语言”这一范畴，而实际上所谓“实用语言”这一概念缺乏严格的科学审核，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和无法予以界定的范畴。事实上全民语言的语言共同体都可以合法进入审美及任何领域，成为构成任何专业领域范畴的材料。诚如阿赫玛托娃说过的那样，最美妙的诗也许是从语言的垃圾里提炼出来的。把语言共同体划分为新闻语言、法律语言、经贸语言、体育语言等，今天看来虽于专业教学有一定实用意义，但对语言共同体研究无所裨益。而且这种划分本身究竟有多少道理可言，也大可存疑。但俄国形式主义当年甚至认为实用语言是一个无须质疑、不证自明的概念。首次起而改正这一错误的是巴赫金小组。巴赫金及其同人们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都是非文学类的杂语和混合语等各种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