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沃洛希诺夫[35]以及巴赫金-梅德韦杰夫都把语境当作产生意义的先决条件。沃洛希诺夫指出，话题（按即意义）不仅取决于词汇、词法、句法、语音、语调等语言学的内部形式，而且也“取决于表述外部环境的因素。丧失了这些环境因素，我们同样也不能理解表述，就如同丧失了其中的最重要的词语”。[36]巴赫金认为完整的话语包括：语义（слово-понятие）、语象（слово-образ）和语调（интонация слова）。
然而，语言或话语是人“存在的家园。”人们借助话语理解世界，展现自己的所见所得，交流个体所得的内容。因而我们可以说话语是我们生活本身的一个因素。
在俄国，把语言当作世界观的主人公加以崇拜的热潮，始于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对这一崇拜热是一次降温。然后过渡到俄国形式主义理论。20世纪初俄国文坛的语言热有两条途经，都来自象征主义，也都曾受到西欧相应的影响。通过未来主义结合西欧实证主义产生了另一种在西欧哲学中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现象学，进而在俄国形成了施佩特的语言哲学，其后传人则为洛谢夫（《称名哲学》）。在和巴赫金学派同时期的奥波亚兹那里，对语言的崇拜是与对文艺学主体性的探索一同进行的，而与其几乎就是同一个运动的未来派相比，奥波亚兹对语言的探索更多了一些科学的色彩因而被未来派视为来自科学界的代表。
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社会学首先必须认识“语言形式”被抽象出来的那条方法论之路。这些形式是如何被抽象化的？它遵循怎样的方向？前提是什么？语言无法在自然系统中被理解，而是只能在历史系统中被理解。语言的物质方面仅只是具体社会现象的抽象成分。停步于此类抽象范围内，我们终将无法理解话语的充分的社会内容。话语的语音物质形式也湮没在说话和听话人所属社会关系的语境中。在语言史上，语音是充分的语言现象，而在包括索绪尔在内的近代语言学各种流派里，语音并没有作为合法现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话语整个而言并没有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为了将不被传统语言学所关注的对象纳入语言研究中来，就必须创立一种“超”语言学。语言作为一种规范系统，可以成为任何话语的规约，但却仅只是话语中的一些成分而已，而非对话话语的整体。语言学史上充斥着过渡形式的虚假的结构（按即“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