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为语言学提出的问题是：超语言学必须研究具体话语交际与话语外情境的关系问题，即语境问题。语境相对语言本身更具表义因素，甚至是首要表义因素。迄今为止，话语交际还从未能在脱离与此类具体情境的关系的条件下被理解。话语交际永远都是在以生产交际为基础的条件下进行的。话语（语词亦然）不能脱离这一关联。语言活在历史条件和具体的话语交际条件中，而非活在抽象的语言系统中。换言之，抽象的语言系统所研究的，是死的语言而非活的语言：活的语言总是不外乎与语境相关联。巴赫金指出：“话语希望被人聆听、让人理解、得到应答，然后再对应答作出回应，如此往返，adinfinitum（拉丁语：以至无穷）。于是话语进入没有含义终点的对话。”[33]
话语语义及其在语言史上的意义变化问题，对于社会语言学具有重大意义。以前所有流派的弊端在于不理解语言中所包含的社会评价。社会评价是语义的主要和必要成分。没有一个语词对它所表示的对象是冷漠的。我们不能把社会评价与情感表现性混为一谈，后者与其相比只是不必非有的外壳。社会评价本身形成着语词的意义内容本身，即语词给其对象的具体定义。社会评价决定话语范围内语词的关联。话语中的社会评价理论清晰说明了语言中话语意义的嬗变史，首次建立了研究此类现象的科学基础。
语调对于话语表义的重要性，可以援引这样的例证来证明：即在某些场合下，语调可以与话语的字面意义相反。这就是所谓“正言若反”或“正话反说”的例子。记得元人杂剧中写一对儿恋人幽会，女主角一见到赴约迟到的男主角就开口骂道：“看了你可憎的模样早添了我三分不快！”不读上下文，还会以为女主角真地对他的恋人恨之入骨呢，其实这是“正话反说”，这句话的意思恰恰相反，它表达了女主人公对男主角的相思之情。下面这个例子则选自书面语：
，butalsoaprocedureessentialtoitsefficacyandgrowth.[34]
这是正言若反的例子。这一语段的表面意思是正面的，而实际内涵的意义却是反的。例如，假如我们将它逐字译成汉语，则应是：“这一论点的确说得很有力。说《特里斯坦·香迪》是比许许多多‘好故事’都伟大得多的一部小说，这可以被人乐于承认。我们甚至也可以同意什克洛夫斯基的把玩媒介不仅是世界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而且它对于世界文学的效应和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程序。”
风格即人。维克多·厄利希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式绅士，这从其语言风格的典雅含蓄就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针砭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时，仍然不失古君子之风：温文尔雅、点到为止。实际上这段话真正的意思应该这样来译：
这样的论证的确很难有说服力。说《特里斯坦·香迪》是比许许多多“好故事”都伟大得多的一部小说，这一点人们很难乐于认同。同样我们也很难赞同什克洛夫斯基的把玩媒介的主题不仅是世界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而且它对于世界文学的效应和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程序（这个观点）。
然而，我们是根据什么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的译法是准确的呢？什么给我们以这样十足的信心呢？难道我们没有歪曲维克多·厄利希的本意吗？是上下文即语境。可见，语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认知的方向，而且也可以实际帮助我们确定词句的真实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选自同一本书：
BothcriticswouldagreethatPuskinwastoocom［lexaphenomenontoagmitofunequivocalclassification.两位批评家（特尼亚诺夫和托马舍夫斯基——笔者）都一致认为普希金作为一种现象十分复杂以致很难达成一种明确的定义］。此句中的直接意义——“达到”实为“达不到”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