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即意识，而意识具有其物质基础。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为个人头脑里所发生变化的物质本质问题提供任何解决的线索，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启示，即劳动和语言的关系可能是研究意识的切入点。语言理论与人类意识有密切关系，同时，个人与社会、思维和语言之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必须予以回答的大问题。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认为索绪尔的成就有其代价，那是因为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一是为什么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会与时俱变？二是个人的创造性从何而来？
按照洪堡特等人的观点，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创造行为，以此否定了语言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内在的社会本质；以上两派都在划分个人与社会问题上是错误的。“索绪尔虽然承认语言是社会现象，但他的方法妨碍我们在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84]“因此，尤其令人奇怪的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所研究的，首先竟是那种人为地从对话中抽取出来的假定性的话语状态，把这一状态当成了正常的现象。”[85]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视野里没有话语生存的空间这的确是不易之论。
因此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后一派人那里，语言始终是在孤立自在状态下被研究的：一代代学者都认为语言体系与其之外的现实生活无关，语言除了其自身规律外并不反映外在社会现实的规律。而语言一旦被加以孤立，便会形成詹姆逊所说的“语言的牢笼”这样一种困境。目前许多学科所处的，正是语言的牢笼这样一种困境。那么，走出困境的出路何在呢？
事实上，出路早已被巴赫金们指出来了，它集中表现在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指出：“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产品不只是现实的一个部分（自然的和社会的）作为一个物体、一个生产工具或消费品，而且，除此以外，与上述现象不同，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знак）。”[86]
在语言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我们给予现实的存在以优先性，这是我们谈论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语言的一个前提。巴赫金认为，“语言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表达价值，换句话说，能够意指某物”。[87]巴赫金指出：“在语言的自身中研究语言，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研究心理感受却离开这感受所指的现实，离开决定了这一感受的现实。”[88]“我们再说一遍，只有语言意义在表述中与具体的现实相联系，语言与现实相联系，才能产生情态的火花；而不论在语言体系中，或者在我们身外客观存在的现实中，都不可能迸发出这种情态的火花。”[89]
意识有其物质基础，这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设。现代科学界屡屡有人证实：思想、理念也是一种物质。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为个人头脑里所发生变化的物质本质问题提供任何可解决的线索。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劳动和语言的关系可能是研究意识问题的一个合宜的切入点。语言理论与人类意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犹如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一样是对应的。
第一本巴赫金俄文传记的作者孔金和孔金娜认为，《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Слово в жизни и слово в поэзии）是通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关于语言哲学问题的一系列论文的一个特殊的序曲。[90]斯大林也对语言的社会性问题高度重视，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交际性，也就是它的社会性。“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所有成员是共同的。”“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91]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风格问题。一本书的时代性，不仅可以根据其思想，有时也可以根据其风格加以判断。“这是一支可以把死人唤醒的芦笛”这样的话语在普通无产阶级读者和职业语言学家眼里可能会显得过分“高雅”。改变语言和风格有的时候比改变世界观更加艰难。“白银时代”便以上述“高雅文风”为时代特征的，而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风格与马尔及其门徒十分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