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给予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以无尽灵感的前驱者们中，波捷波尼亚可以说当仁不让。尽管奥波亚兹在为自己的成名日而鼓噪呐喊之际，未免对其导师有唐突冒犯之嫌，但波捷勃尼亚的影响却是他们想抹也抹杀不掉的。波捷勃尼亚继德国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之后，指出诗歌和散文都是理解现实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都是通过语词的媒介来获得知识，因此，它们都是语言现象，可以采用语言学方法予以研究。在堪称俄国形式主义前驱的波捷勃尼亚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思想与语言关系的研究。思想和语言并非总是相互适用的，这有两方面原因。原因之一在于语言并非思想客体化的唯一形式，因为思想不但可以通过语言，也可以通过其他媒介，如色彩与线条、音响与节奏、石头和木头等来加以表达。原因之二在于，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扩张倾向的概念，它们的功用基本上是交叉的。思维有一种想要征服语言的倾向，力求把语言贬黜到侍女和仆从的地位，企图让语言仅仅行使其称名指事的作用。思维企图让语言与其意义点点对应，使二者仅只构成一种简单的指称关系，不要旁生枝节、牵挂过多。反过来，语言也时刻想要夺取其最高的自主地位，以便能彻底实现其语义结构所包含的全部潜能和丰富内涵。
波捷勃尼亚和其后的奥波亚兹们，之所以倾注全部心血研究诗歌语言问题，其源盖在于此。因为按照波捷勃尼亚的观点，诗歌语言是最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在诗歌语言中，语言的最高理想——摆脱思维的限制而获得独立和解放的理想——最接近于彻底实现。诗歌就是语言在作为其对手的思维的重重压力下谋求自身独立自主地位的一种伟大尝试。所以，大到整个诗歌创作，小到一个字词的创造，都包含着诗歌创作的本质——语言为谋求自身独立自主地位的一种冲动。
但如果把语言的基础设定在个人创作中，则语言仍然会“就像是一块笼罩着山顶的云彩，若从远处观望，它有明晰确定的形象，但你尚不了解它的细节，而一旦登上峰顶，身置云中，它就化作了一团弥散的雾气，你虽已掌握了它的细节，却失去了它的完整形象”[80]。
巴赫金学派所批判的第二种语言学流派，就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观主义”流派。此派最主要的观点是：“语言是一个稳定的、不变的体系，它由规则一致的语言形式构成，先于个人意识，并独立于它而存在。……语言规则是特别的语言学联系规则，它存在于这一封闭的语言体系内部的语言符号之间。……特别的语言联系与意识形态价值（艺术的、认识的及其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任何意识形态主题都不能决定语言现象。……”[81]
我们可以认为，早期奥波亚兹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鼓吹的“艺术的旗帜……不反映城堡上空旗帜的颜色”一类的说法，显然是受到索绪尔等人的影响所致。虽然后来奥波亚兹对这一主要观点作出了重大修正，但消极影响始终都难以彻底消除。与奥波亚兹不同，巴赫金学派则自始至终不否认语言体系与其体系外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问题。在语言学之外有没有语言，有着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和语言学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大概是晚年巴赫金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吧！按照杜瓦金的谈话录，巴赫金认为语言学外存在着话语最重要的领域，它们几乎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巴赫金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提出了他的“超语言学”理念。[82]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模式取消了语言（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成为该派学说最易于受到攻击的软肋。“对索绪尔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他取消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