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关于语言问题的长篇大论，但他们关于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的原则，却有过一定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是不可超越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发展维度来看，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学术界，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流派，似乎还没有。但如果说哪个流派比较“近似”与“我们心目中应当如是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话，那就非巴赫金学派莫属了。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流派比巴赫金学派能更“近似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巴赫金学派语言学注重语言的社会性，交际性和话语的语境，而对话主义即其核心理论之一。巴赫金学派对话主义的原理主要体现在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这部有关语言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论著中。这也是一部关于人文社科根本方法论问题的重要论著。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相对忽视了对于这部重要理论著作的系统深入研究，致使当前国际上的巴赫金研究始终在个别理论侧面上徘徊而难能深入。造成这一现象的显在原因之一是这部著作在著作权问题上尚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认为，要推动问题的解决就必须先把著作权问题搁置起来，而深入问题的实质进行探讨。其理由上文中我们已经有所揭示。
所谓“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语言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语言向各类人文及社会学科所提出的问题，将其细化和具体化，不如此，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发展。语言（слово）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这是巴赫金学派与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相近似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巴赫金小组实质上背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首先是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心理现象的地方。”[78]语言作为必要成分，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创作。没有内在话语的参与，任何意识形态产品（绘画、音乐、风俗、行为）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创造的一切产品和表现，都包裹在话语（речевая стихия）之中，我们不可能把话语从中单独分离出来（而不损失其有机整体性）。任何有意味材料对于存在的意识形态折射（反映乎）都会首先反映在语言中，并在语言中达到其纯洁性和本质真实性。语言（слово）说明任何意识形态体（идеогема）。话语是最灵活，最细致，同时也最忠实折射意识形态的媒介（среда）。因此，意识形态折射的法则、形式和机制，都应当通过话语材料来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础上，才能研究在最内在化的意识结构中，如何深入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
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这部最重要的著作中，经由话语及其功能的分析，通过超语言学即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走向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领域里的奠基之作。它既批评了语言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波捷勃尼亚等），也批判了“抽象的客观主义”（索绪尔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奠定了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的社会学诗学的基础。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指向如何与细腻到分子水平的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猝然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巴赫金学派的探索中开始提供了一个作为初步方案的答案。
巴赫金学派批判的对象，首先是洪堡特及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波捷勃尼亚。此派“把言语的个人创作行为看成是语言的基础（意识是指所有无一例外的语言现象）。……说明语言现象就意味着把它引向能理解的（常常甚至是合理的）个人创作的艺术中去。……从这一观点来看，语言类似于其他意识形态现象，特别是艺术、美学活动。”[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