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编中多数直截了当的马克思主义表述，在《指导思想》和《总结》中就有了。以后篇幅增加了，但以之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却依然如故，没有发展。只是给全书加了一个简短的导言，对此书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地位作了个交代。导论显然是在工作完成之后写的。马克思主义曾是工作的出发点，而在道路的终点，作者们又回到了原处。
如果把以沃洛希诺夫名义出版的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则可以看出差异非常明显。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标题，而实际上倒是《弗洛伊德》更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弗洛伊德及其门徒的批判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的。文中还应用了阶级分析法，弗洛伊德主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危机的产物。1961年巴赫金在给科日诺夫的信中，说自己要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观念负责，而不为《弗洛伊德》负责。但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断定这两本书的思想不一致：两本书都有一种与生物学和心理学进行斗争、肯定人身上社会性重于其他因素的普遍**。
但巴赫金及其小组成员并未自觉参与这样的“意识形态”论战。他们的著作中只有《弗洛伊德》一本书适合作这样的解释。根据此书中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概述，可以看出其所根据的，是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中的相关文献。随后被官方否认并长期禁止。托洛茨基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同情可能也起了相反作用。与索绪尔语言学的斗争直到1940年才展开。1933年索绪尔的《概论》俄文本出版。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写作的时代，只有马尔与“印欧语系主义”斗争过——他当时还看不起结构主义。[75]
“换句话说，巴赫金的唯物主义似乎无法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观点或对意识形态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署的不是巴赫金而是别的作者的名字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将其从巴赫金著作名录删除的理由。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有巴赫金署名的著作，没有一部像这两部著作（以及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第3部）那样，大范围地讨论了唯物主义理论问题。同样还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正如阿龙·怀特及其他人所说的，作为一个整体，巴赫金的著作（甚至把正在讨论中的这两部著作也算上）并未提供一种适当的唯物主义语言理论。最后，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足够证据，足以让我们推断巴赫金曾经阅读过大量马克思或任何其他唯物主义理论；而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甚至认为巴赫金十分痛恨当时的许多思想，至少是对当时所采取的那些形式十分反感。[76]
关于这一点，《散文学的创造》一书的作者写道：“在20年代，形式主义曾经是巴赫金最常在的反对派，他们对他的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巴赫金从中受益的还有与之同样重要的‘友好的他者’，那就是他自己那一派的成员。采用和巴赫金一样理念网络进行工作的沃洛希诺夫，却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发展了这些理念。我们将对沃洛希诺夫的结论进行比较详尽的介绍，因为这种影响是相互的，而且巴赫金30年代的著作部分地是由沃洛希诺夫的早期贡献形成的。在形成其小说话语理论的过程中，巴赫金显然既从沃洛希诺夫也从自己早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巴赫金剥去了沃洛希诺夫模式中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但却借用了沃洛希诺夫在形成这一框架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见解。不但如此，沃洛希诺夫关于‘他者话语’的论述本身的议论也颇有意思，它作为巴赫金小组的主要贡献值得我们予以详尽讨论。”[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