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迄今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涉及语言学。”语言学或关于语言的科学恰好正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没有或较少涉足”的领域。这的确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事实上，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58]如果算上列宁和斯大林，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语言问题的言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问题的语录大多属于带有一定哲学性质的言论。列宁的相关言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笔记》。还有就是关于不宜滥用外国语词的具体论述。
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论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在许多场合下，他们关心的不是专门的语言问题，他们仅在探讨语言如何能够帮助人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社会科学主要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时相关的语言问题而已。”[59]
关于语言论述最多的是恩格斯（《恩格斯与语言学》，1971）。恩格斯喜欢探讨语言问题，其遗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语言问题相关的。恩格斯有一部专门的语言学论著，叫《法兰克方言》[60]（Франкский диалек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不止一次谈到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语言的发展问题。《反杜林论》中的论战也涉及许多语言学问题。恩格斯还在其他著作和书信中涉及语言学问题。恩格斯还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说：自己想研究一套斯拉夫语言的比较语法，但已经有人出色地做了这件工作。在《法兰克方言》中恩格斯探讨了备受争议的德语史问题。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他那个时代语言学的高度论述了与印欧语系有关的语言学问题。杜林则因不懂得语言学最新成就执着于旧的语言学观而受到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高度重视他那个时代语言学领域里的新学说，并赞扬它们是与达尔文主义和细胞理论一样先进的科学。晚近苏联较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有保尔·拉法格论述法国革命语言的小册子[61]，是一部涉及社会语言学的著作。小册子探讨了两个主题：一是法兰西文学语言在革命时代的流行情况，二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一语言词汇层的变化。俄国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未涉及语言问题。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本书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语言问题：“接下来与其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样，思维和语言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它们也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发展的。”[62]20世纪20、3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没有相关论述），其源盖出于此。但20世纪20年代末，就连布哈林自己也淡出人们的视野了。所以，诚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所言，在此书写作以前，无论西方还是俄国，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