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第四节 对立统一原则在洛特曼结构诗学中的体现》
第(7/7)页

如上所述，巴赫金是以话语为基点展开他的理论演化之路的。但如果我们再细分一下，则亦不妨说他是从“一语双声”现象开始其探索历程的。“一语双声”（двуголосие）经巴赫金指出以后，我们便会在日常生活话语中看到它的无处不在和比比皆是。最平常的便是所谓“一语双关”和“指桑骂槐”一类的话语现象。然而，这种“一语双声”现象在古代语言中有着更多适切的例子。比如说，古象形字中的“武”，原义为“止”“戈”为“武”。“政”即“正”加“反”等于无所谓对错。再比如现代汉语中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外还有知足常乐（成语）和“知足常乐”（电视上有关足部按摩的专题片名），非常看法与“非常看法”（电视节目名），等等。

关于各原始民族语言的特点，巴赫金-沃洛希诺夫指出：“对各原始民族语言的研究和当代的古代意义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所谓原始思维的综合性。原始人使用任何一个词语，都是为了表示最多的现象，在我们看来，现象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不但如此，同样一个词语可以表示迥然不同的概念，如往上和往下；大地和天空；善与恶；等等。……其实，这种词语几乎没有意义；它完全是话题。它的意义与其实现的具体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一意义每一次都不一样，就像环境每一次不一样那样。所以，在这里话题吞噬和融合了意义，不让它稳定，哪怕是一点的稳定。”[98]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话，的确为我们阐释这类现象指明了方向。中国古代汉语也具有类似特点；由于可用字少，每个字于是便凝结了过多的含义，以致古汉语字词的含义高度浓缩。犹如压缩饼干，更如蜂蜜之于花粉，只字片语，便可容纳万千江山，古今须臾。更有甚者，是一个字词往往可以表达相反语义。例如：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周恩来：《送蓬仙兄返里有感》。按：此处“敢”即“不敢”、“怎敢”之意）

俄语中也不乏此类例证。如俄国著名歌剧《为沙皇献身》原文为“Жизнь за царя”中“Жизнь”（生命，生活）在此实际语义为“умереть”（死）。“生”之极限即为“死”，故此二者可以分训而不悖。一词而二意兼。

这可以说是语词的一体双生。根据巴赫金自述，人类身体最原始古老的形式是一体双生（двутелость）：雌雄同体、阴阳互生等。巴赫金指出，他是从一个语词能把正反两个意思包含在内这件事上获得的启发。在拉伯雷笔下就有这样的例子：同一个语词既褒又贬，既是赞扬也是贬斥。“赞美和辱骂如此交融于一个词和一个形象”[99]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处于形成中（未完结）的世界，是形象化语词的一种古老的现象。巴赫金笔下的狂欢节和民间广场文化和广场语言，也都带有如此特征：出现在狂欢节广场上的事物，都带有含糊性（амбивалентны）、双重意义性（двузначны，двусмысленны），它们都同时表现生与死、创造与破坏、否定与肯定、赞扬与贬斥。正如狂欢节既表现除旧（旧年、旧世界），也表现迎新（新年、新世界）一样。[100]

各类自然语言中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就是同义词的反义词化（这充分证明了语言的意义等于语言的用法这一原则）。如“有许多心理学但没有心理学”（therearemanypsychologiesbutnopsychology）（仿此的句式有：“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但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在某某的童年没有童年”（в его детстве не было детства）。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指出：“在话语中，在每一个表述中，无论它多么渺小，心理和意识形态、内部和外部的这一生动的辩证综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实现着。在每一个言语活动中，主观感受就消失在所说话语-表述的客观事实之中，而所说话语在应答的理解中被主观化，以便或早或晚产生出回话。正如我们所知，每一个话语都是各种社会声音混杂和斗争的小舞台。个体口中说出的话语成了社会力量之间生动的相互影响的产物。”[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