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克拉克与霍奎斯特的看法，从20世纪30年代起，巴赫金将其对宗教的关切转化成为话语哲学，把东正教转化为“指向内心”的话语，其话语哲学具有既入世又出世的特点。该书的作者们还认为，“有争议文本”探讨了有关语言本质的一组问题，表面相异，但在思想上具有深刻的统一性。[82]语言的功能一般分为：交际的、表现的、指称的、审美的和认识的功能（作为形成中的语言），但是，交际功能不应是诸功能之一，而是语言的本质：哪里有语言，那里就有交际。语言的所有功能都无不以交际功能为基础进行。语言交际不可能没有情感与效应：用话语表达自身，即自我表达。思维只能形成于、存在于话语交际过程中。每一具体话语都可以同时行使多种功能，但应有一种为主要功能。同样，功能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语境。
所有话语都是由其他话语组成的一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所有言语都是他者声音的回声。没有一种声音是孤零零的和独特而又个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人的个人言语经验，都是在与其他个人表述的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掌握（或多或少是创造性的掌握）他人话语（而不是语言之词）的过程。我们的言语，即我们的全部表述（包括创作的作品），充斥着他人的话语；只是这些他人话语的他性程度深浅、我们掌握程度的深浅、我们意识到和区分出来的程度深浅有所不同。”[83]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话语（意识）是在与他人话语意识的交锋中形成的，没有他人话语（问题），也就不会有“我”的话语或意识。我的话语（意识）永远都是对他人的一种应答式建构。进而言之，就连我们的“我”的自我（意识），也是在与他人话语意识的交流中建立起来的（不学诗，无以言）。“但表述的构建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可能会出现的应答反应，实际上它正是为了这种反应才构建的。表述是为他人而构建的，他人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84]
有鉴于巴赫金学派的话语概念与塔尔图学派的文本概念有相近之处，我们这里拟从后者的角度入手，对偏重于功能语境分析的塔尔图学派的文本话语观与巴赫金学派的文本话语观作一比较，看从中能得出哪些有益的结论。
洛特曼的结构诗学以探讨艺术（诗歌）文本的深层结构（структура 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为主旨，这一点和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符号学的取向是高度一致的。但在对文本的深层解读过程中，洛特曼又表现出一些与西方同类思潮截然不同的研究旨趣和意向，从而在许多方面，构成了对西方那种纯文本研究指向的一种超越，得以把超文本要素和广阔的历史主义视角纳入研究过程中来，使对文本的解读具有广阔的历史深邃感。按照洛特曼的观点，文本外要素和文本自身要素一样，也是构成文本的合法的分析工具，实际上也参与了文本的构成。众所周知，这种观点与巴赫金学派可谓珠联璧合，如响斯应。所以，也许并非表面上那样，巴赫金学派对发源于维也纳学派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一概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
洛特曼在正式转向结构主义符号学轨道以前，一直致力于18世纪俄罗斯文化研究，他在这一领域里积淀的深厚学养，是他得以超越纯文本分析的西方式旨趣的一个有力支点。英美新批评崛起以后使文艺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变化最为显著的一点是：研究重心从19世纪的作者转移到了20世纪的文本，因而，对他们而言，文本诞生了，而作者却消亡了。探讨作者的意图被作为不适当的问题（意图谬误）被摒除了，研究者所面对的，除了文本还是文本。一切都归结于文本究竟是否妥当，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事实上文学研究者要想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取得合法地位，要想使文艺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不能把作者的意图作为与文本无关的要素予以摒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