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赫金不同之处在于：洛特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吸纳，完全是自觉的、主动的和热情的。不但处于苏联边缘的洛特曼，就连处在苏联文化外围的、出身和工作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洛夫斯基，其思想也深受辩证法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洛特曼写道：“穆卡洛夫斯基著作经常具有的一种特点，恰好与伟大的德国辩证法学派相关，那就是追求揭示一些看起来似乎相互对立的范畴实际上是如何相互转化的，并且善于从多样中看出统一，而从统一中看出各种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结构范畴本身被穆卡洛夫斯基阐释为一种关联的等级品位表，它处于时常不断的斗争中，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对立面相互转化，对立的两极转化位置。”[77]
瓦·瓦·普罗泽尔斯基认为：“巴赫金在方法论上的主要革新在于把辩证法转化为对话。”[78]也许，在这个伦理选择问题上巴赫金的立场终究有模糊不明之处。为此，卡里尔·埃默森指出：“也许不无争议的是，巴赫金为其苏联时期提供的一个最耐人寻味的教训就是：不要把道德伦理和政治混淆起来。当然，这不是因为政治没有伦理向度，而是因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因，即伦理领域一旦被政治化，就会以政治审查的方式妨碍一个人独立行动。从这个角度说，巴赫金的伦理立场可以说显然是在形式主义的道德中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承诺之间的自由抉择。”[79]
事实上，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当时苏联学术界或多或少也是一种无从规避的必然选择。最新研究材料也表明，当年巴赫金曾在受审时被迫承认自己信仰宗教，同时也是一个“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一个人提供保护色的时候，巴赫金自己也是不会拒绝采用这件外衣的。
把语言和文本当作出发点表明洛特曼的新实证主义立场（与传统所谓“唯物主义”语义相近），而把辩证法当作自己最核心的方法这表明洛特曼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和巴赫金公然否定辩证法不同，洛特曼从始至终都自觉地以辩证论者自居。这使得他的文化和历史符号学既带有现代品性，又具有传统性质。“结构主义方法以另外一种辩证法观念为依据——不变性与可变性密切相关，相辅相成。”[80]
在文本解析领域，洛特曼观念中的所谓文本的结构，究其实质，也是一种辩证的、各种要素处于相互关联状态和紧密联系中的结构。所以，文本分析其实也就是一种辩证法分析。洛特曼指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法。” 在《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中洛特曼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辩证法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81]
洛特曼以辩证法为特征的文本分析佐证了巴赫金学派的思想与辩证思维的密切关联。
洛特曼现象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这主要有：（1）跨学科研究的合作和整合问题（各门学科如何打通及整合）；（2）文化建设的历史继承及创新的关系问题；（3）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问题；（4）科学研究的外部环境问题；（5）外来影响与本国传统即影响和创造性文化生产问题；等等。文化研究的最重要问题是研究文化作为创造机制它是如何运作的问题，所以，一些看似与洛特曼似乎无关的问题，实际上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有着更多的关联，是我们所以要研究一个问题的充足必要理由。
这样一来，对于洛特曼，无论我们是“入乎其中”还是“出乎其外”，都会面临许多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予以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把特定文化系统内部潜在矛盾的存在当作历史前进的动力。而苏联时期表面上的无矛盾和表面上的“同”，却掩盖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苏联时期貌似“和谐”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只是行为方式上外在的“同”，而内在的“不同”和“不和”是巨大的、潜在的和不祥的。在内在矛盾推动下发展的特定文化，可以采取多种形态，即可以是缓慢的、渐进的、和平的、温柔的、累积的，但也可以是激进的、暴烈的、演变式的、革命式的，等等。按照洛特曼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所应思考的，与其说是特定时代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倒不如说这一时代本身应当如何。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历史头上。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必须从特定文化系统内部出发来看待这一系统，让观点完全转到这一文化系统自身的立场上来，不把其后来发展的趋向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每一代人都在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非力求取悦于某一类后人。每一代人都是在面临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在不知道历史将如何发展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洛特曼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但历史绝不虚幻，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得不计其数的潜在可能性，历史所实现了的，不过是其中寥若晨星的一点罢了。在历史的每一个三岔路口，历史都曾以拥有多种可能性而令人迷惑。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洛特曼非常注重研究历史的边缘、偶然、个别（现象或人物）。他非常关注历史上的小人物，关注那些曾给人以巨大希望却又不幸夭亡者的名字。洛特曼研究中的这种取向使其与只关注大人物，因而貌似伟人画廊的官方史学形成对比鲜明的差异。洛特曼以此把历史推进到它的边缘地带，即最接近艺术的地带，把历史人物描述推进到艺术形象的边缘。在这里，洛特曼把自己推进到历史与诗、科学与艺术的交界点，走进一个情理兼容的栩栩如生的世界。
在诗与史、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洛特曼同样以其博大精深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总结这些经验对于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