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一样，写作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沃洛希诺夫-巴赫金，也不认同当时人们所信奉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承认和认同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著作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沃洛希诺夫写道：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就只有在承认单个表述是纯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应该以表述是一个言语的现实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70]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巴赫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所指的，就是指的梅德韦杰夫和他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所批判的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在苏联文艺学界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巴赫金到了晚年仍对它耿耿于怀，这就是他所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含义。
我们不会忘记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典型的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辩证思维模式：正、反、合三段论法。作者们总是先提出一种正题（“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波捷勃尼亚），然后再提出反题（抽象的客观主义——索绪尔），最后则是合题（综合）。诚如米·加德纳在其论著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批评策略的整体目标是通过对有关特定理论的两种截然对立观点的质疑，进而试图通过辩证协商和综合的方法克服双方各自的缺陷。”[71]巴赫金在同一部著作中又指出：“我们认为，这里，就像到处一样，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中，而是在它们之外，超出它们，既是对正题，也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72]而这里所谓“辩证的综合”实际上距离马克思、恩格斯的“扬弃”又能有多远呢？恐怕其间的差距仅仅在于所用的术语不同而已吧！
其次，巴赫金不承认“辩证法”，而只认可他所标举的对话（主义）。巴赫金认为“辩证法来源于对话，尽管不可将其归结为对话。辩证法是一种抽象意识，其中缺乏情感-个性语调和声音”[73]。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不能迷失于具体术语的表面差异，而应当深入探究对话（主义）和“辩证法”的实质含义。众所周知，巴赫金在他苟且偷生的大半生中，多数时间并不能畅所欲言，而不得不诉诸于一种伊索式的语言。这种不得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情形，在巴赫金许多著作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在其著名评传中指出巴赫金作品中大多有一种复调式结构：显在和潜在、外现与潜流、潜台词或双重主题的存在，也都说明巴赫金著作的多重复杂性。对话和辩证法的情形亦复如是。我们知道，就起源说，对话与辩证法同出一源。“辩证法出自对话”[74]——巴赫金如是说。在西方它们都导源于柏拉图的对话。柏拉图首创了通过对话来发展思维的方法，所以，在柏拉图那里，对话和辩证法是同义词。“苏格拉底式的产婆术（майевтика）”表明了真理的对话式本质，按照巴赫金的观点，真理总是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产生的，它具有双重性质，并且受制于环境，对其的评价也易于变化，而且并非是以现成形式出现的，也更非什么独白型话语（命令，科学命题、教条等等）。苏格拉底从诡辩学派那里学会了把对手的话语转变成为难题（апория，如飞矢不动辩——笔者）的技巧。作者学会用他者的眼光，置身事外，以他人的眼光观察自己，这也是陌生化得以萌芽的起源之一。按照巴赫金的观点，长篇小说起源与苏格拉底对话体以及梅尼普讽刺里的狂欢化体裁都有关。形式主义者们认为长篇小说的作者的陌生化意图也应当看作是体裁形成的条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