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赫金对话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一个长期以来没有结论的问题势必会进一步引发我们思考，那就是巴赫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巴赫金对话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巴赫金对话主义理论与辩证法，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搞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其对话主义的理论内涵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后巴赫金时代的今天，由巴赫金理论衍射而来的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在语言学界已经蔚为洋洋大国，成为我们研究语言文学的一把利器。需要指出的是，话语分析之所以能成为语言文学研究的一把利器，根本原因在于构成它的灵魂与核心的，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表述，辩证法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53]而列宁更是把辩证法誉为“革命的代数学”[54]。
那么，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何异同呢？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辩证法作为根本思维规律和事物根本规律层面上。恩格斯指出：“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55]恩格斯在此指出辩证法是一种贯穿于自然与人生的规律，它既是思维规律，也是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寓于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命运和历史的运动中，它是历史本身的规律，也是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无论你承认与否，历史从来是、现在是，将来也都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历史境遇表明，虽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诚然是过时了，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永远都不会过时。
辩证法在当前的声誉与苏联解体以来的解意识形态化有关。苏联解体导致人们曾一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在这一怀疑浪潮中，辩证法也因“连坐法”而蒙了难。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取代旧俄的神学课成为每个苏联大学生的必修课，而今却被贬黜得一文不值。以前讲授此课的大学教授们大都失业，生活无着。如今的俄罗斯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普遍为今人所接受的共识是：苏联时期曾经有过意识形态，但却没有过真正的哲学。所谓苏联哲学其实是其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而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特定政党在特定时期内的战略和策略罢了。所以，实际上人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时期人们所能接受到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其最核心的哲学内涵。“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后者肯定命题、反题（二者归根结底都会在综合中统一起来）作为实体性的历史根据。苏联辩证法的出发点来自于一种油滑的、无法捕捉的零点，我们根本不可能将之与任何彻头彻尾的立场等同起来，而它却可以谴责或是抛弃任何其他‘立场’，斥之为‘形而上学的’或‘非辩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