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库宾斯基[113]生前与沃洛希诺夫多有交往。沃洛希诺夫在1923～1924年间在雅库宾斯基指导下学习。后来两人曾同在赫尔岑师范学院共事，沃洛希诺夫是副教授，而雅库宾斯基是教授。雅库宾斯基曾是伊·阿·波图恩·德·库尔德奈的学生。雅库宾斯基本人最初曾参加奥波亚兹。曾是其创始人之一。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离开了形式主义阵营。早年著有《论对话话语》（1923）一文，此文的主旨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巴赫金小组成员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3编中此文被提到两次，被称为俄语文献中从语言学观点出发论述对话文体的唯一一部著作。此文还与《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相呼应。文中批评传统语言学忽视了言语功能问题。这两篇文章都同样重视洪堡特，同样把对话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实质上任何人际关系都只能是相互动作，这种相互动作都力求避免片面性而成为双向的和非独白体的。”[114]在论述语调问题时，雅库宾斯基所举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讲过的6个工人——也都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主旨相同。[115]此外就是关于“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的差别问题，同样也是雅库宾斯基在奥波亚兹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关于作为形式主义学派理论家之一的雅库宾斯基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问题，此书英文译者马太卡已在英文版前言中指出过。[116]提图尼克也在另一篇前言中论述到形式主义学派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问题。[117]2002年在瑞士贝拉尔召开的关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学术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与雅库宾斯基有关，其中特别谈到这位学者对巴赫金的影响问题（言语体裁）。[118]雅库宾斯基不是巴赫金小组成员。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也开始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当时有许多人走了这条道路，其中包括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雅库宾斯基的立场——反对心理学主义、极端社会学立场和对索绪尔的批判——表明他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立场最为接近。
与巴赫金小组成员的学术讨论有关的另外一个对象，是维诺格拉多夫。[119]按文件记载，两人正式见面是在1949年，但此前，在1916～1918年，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们当时都生活在列宁格勒，他们的熟人和朋友如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也都是共同的，所以，他们很可能那时就彼此认识。1922～1924年当沃洛希诺夫在大学就学时，维诺格拉多夫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员。
维诺格拉多夫在长达40年中，一直都是巴赫金及其小组的反对者：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在从1924年到1965年发表的著作中，对维诺格拉多夫也都持批评态度。[120]令瓦·瓦·科列索夫感到非常惊讶的一点是，维诺格拉多夫从未正式成为奥波亚兹的成员，但却常常受到巴赫金的批评。[121]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维诺格拉多夫被归入日内瓦学派的追随者。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正的。他是革命前俄罗斯学术传统的继承者，20世纪50、60年代同时也是结构主义的批判者。
在追溯巴赫金思想的发展历程时，有些学者也发现，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学术交流并非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单向的，即从巴赫金到其成员、学生或同事，也就是说，巴赫金作为思想领袖绝对主宰着小组思想的走势。而实际上，反向交流，即巴赫金吸取其同人意见的地方，也所在多有。例如，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里，巴赫金尚持有艺术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足的领域观。而在1929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仍然持有类似见解，但观点则颇有些游移。“但在1930年的著作（这里不排除在他和沃洛希诺夫合作写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期间沃洛希诺夫思想对他所发生的影响）时，他欣然全盘接受了后者的观点，即承认生活言语体裁、生活意识形态、官方和大众文化，以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是可以相互渗透的思想。[122]
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在其著作中写道：“在1920年代形式主义者们是巴赫金最经常的对手，他们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也还是有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友好的他者’，巴赫金也受益于他们，尤其是他自己小组里的那些学者。瓦列金·沃洛希诺夫在巴赫金也十分关心的同样一些理念框架下工作，却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了其理论。我们之所以要详尽地阐释一下沃洛希诺夫的结论，是因为这些结论表明影响是相互的，而且巴赫金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部分地是在沃洛希诺夫早先贡献的影响下形成的。巴赫金在表述其小说的话语理论时，显然既从沃洛希诺夫也从他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借用。巴赫金剥掉了沃洛希诺夫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却采用了产生这一框架的许多见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洛希诺夫关于‘他者话语’的论述，这可以视作是巴赫金小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123]
巴赫金小组中最后一位与“有争议文本”有牵涉的成员是卡纳耶夫。《当代活力论》所关注的问题，甚至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都一直是巴赫金小组成员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124]如前所述，卡纳耶夫曾一再表白此文系巴赫金所著，自己只是为巴赫金提供了相关材料和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而已。“很可能卡纳耶夫只是为巴赫金提供了可以接触到从这些实验室实验所获得的材料的机会而已。”[125]“在巴赫金对怪诞人体的描述中有着对生物学的借用。这种思维方式反映着卡纳耶夫自己实验室工作以及活力论论文的实验性见解。”[126]
迈克尔·霍奎斯特认为巴赫金的工作充满了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生物学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他在其对文化的分析中在发掘着生物学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最鲜明的例子可以在巴赫金关于时空体的概念中找到，它是从乌赫托姆斯基那里借用来的，被用来表示“每一体裁所具有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内在关系’”。……霍奎斯特还认为巴赫金对特殊体裁史前史的兴趣就实际上利用了来自遗传学领域里的进化模式。……巴赫金常常在分析研究中使用来自生物学领域里的分析范畴。[127]
“在许多方面，同样也毫不惊奇的是，巴赫金还常常到生物科学领域里为文化分析寻找工具。”……医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任何时候也不如文艺复兴时代那么强大。同样，巴赫金在《拉伯雷及其世界》中使用了生物学思维方式。……怪诞实践被看作是有机材料的一种形式：形质上可以触摸，社会和历史上有其定位。……狂欢节的怪诞意象代表了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牢固地位于身体的物理功能之中。[128]
